珠江東岸客家淵源及其與新馬等南洋諸國的關系初探（上）

文：詹泉洲

(注：本文為2015年筆者參加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舉辦的國際客家文化節(jié)，在新加坡國立中文大學原系主任黃賢強教授主持的國際學術交流會上的演講論文)

論文摘要

深圳、惠州等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及其先民在這片土地上有著2000多年的居住史。深圳、惠州、東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中原漢族在歷次南遷的過程中，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不斷融合的地區(qū)。深圳、惠州、東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客家文化的熔爐。

首先，本文梳理了珠江東岸地區(qū)的客家淵源，著重論述了與之緊密聯系的幾次大遷徙:第一徙是秦漢時期，其主體是秦漢戍卒、中原徙民。第二徙始于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客家先民紛紛向南遷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個南遷高潮。客家先民從陜甘冀豫魯皖等地出發(fā)，沿漢水、汝水、淮水，過長江，主要遷居洞庭湖、鄱陽湖與太湖地區(qū)，部分人到達贛閩粵交界地區(qū)，或粵東、粵中西部與閩省沿海。第三徙：唐朝初年，大庾嶺新路的開通，不少中原、江淮漢民進入珠江東岸地區(qū)。第四徙：安史之亂、黃巢之亂后，客家先民離開豫皖鄂贛等住地，遷居贛東南、閩西南、粵東北等地區(qū)，此為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徙?？图蚁让裉颖芎Ｍ庵撂﹪葨|南亞地區(qū)者頗眾。第五徙：金兵南下，不少江西、廣東的客家人以及南來的北方群眾逃難進入福建閩北、閩西地區(qū)，人口爆棚之后，又往南遷徙。大批進入珠江東岸地區(qū)。第六徙：南宋末年元軍的血腥屠殺，客家人大量進入珠江東岸地區(qū)。第七徙（1645—1867）因“受滿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響”而開始，客家人自閩粵贛三角地區(qū)遷至粵中和沿海以及臺灣，或桂黔，或湘鄂川康。第八徙：由于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國失敗后，許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壓力下，紛紛向地理位置偏遠的南方，甚至向東南亞等海外地區(qū)遷徒。廣東江門地區(qū)的土客械斗，也造成了客家人大批遷徙新馬等南洋諸國。

接著，本文論述了珠江口東岸地區(qū)的嶺南客家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

最后，本文論述了珠江東岸客家與新馬客家的關系。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珠江東岸客家人遷徙新馬等南洋諸國。（二）馬來西亞等南洋諸國客家人的信仰與廟宇以及與珠江東岸客家人的關系。（三）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人對開發(fā)南洋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所謂客家人，是指原籍為中原地區(qū)的中原漢族，從秦漢開始不斷南遷，而逐步疊加而頑強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語言而形成的一個族群。東晉戰(zhàn)亂時南遷，開始成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來的幾次遷徙行動中，逐漸形成今天具有獨特風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图胰俗顬槊黠@的特征是講客家話，客家語系是漢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廣東客家人是歷史上從秦漢開始,就從古中原地帶（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北部、安徽、江蘇等古中原地帶，絕對不是河南一地?！昂幽稀痹诠糯浮包S河之南”。）不斷向廣東遷居而逐步疊加的一個群體。在遷居嶺南的過程中，他們還不斷同化當地的少數民族，而最后形成的一個群體。

深圳、惠州、東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在這片土地上有著2000多年的居住史。深圳、惠州、東莞、河源、梅州等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中原漢族在歷次南遷的過程中，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不斷融合的地區(qū)。珠江口東岸地區(qū)，是客家文化的熔爐，是客家文化的大家。

一、珠江東岸客家淵源：

（一）秦漢時期：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先民第一遷。其主體是秦漢戍卒、中原徙民。

1．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前的南方“百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一帶的許多部族，總稱為“百越(粵)”，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是以今浙江紹興為中心而發(fā)布的，春秋時期的越國即是在于越的基礎上建立的，越國后來為楚國所滅，楚后為秦所滅；甌越即東越，它以今浙江溫州為中心；閩越是以今福建福州為中心；南越與西甌，分布在今廣東、廣西之地。在嶺南廣大地區(qū)的是屬南越。嶺南地區(qū)很早就與中原有密切的交往。從近年來考古發(fā)掘的新石器時代以“印紋陶”為特征的遺址中，有許多石戈、石矛、石劍是仿效中原青銅兵器的樣式，陶器的花紋有云雷紋、夔紋、乳釘紋，形制與紋飾既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又與中原的有密切關系。（參見馮秀珍《古龍川與客家族群的發(fā)祥》）

2．秦開五嶺成就了客家先民

鄔觀林在《關于客家的起源與形成》中指出，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嶺南移居的問題，只有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后，嶺南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融為一體，南北交往大門正式打開，才使北方人有條件遷入嶺南?！摆w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毛澤東語)，秦始皇平定、治理嶺南時的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是北方人向嶺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這批人來到嶺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區(qū)即發(fā)生了陳勝、吳廣的起義，當時的龍川縣令趙佗為防嶺南地區(qū)出現動亂，擁兵關隘，封閉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王。南越國存在近百年，來自中原地區(qū)的秦朝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只能滯留在嶺南地區(qū)安居生息。到漢武帝時，南越國歸并漢朝，這些人留下的子孫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實地成為作客他鄉(xiāng)之人。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時期，當時所留下的將士戌卒及官吏和他們的家屬，是嶺南地區(qū)最早的客家人。

秦在統(tǒng)一中原六國之后，揮兵南下，辟大庾嶺，鑿靈渠運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命監(jiān)御史祿督率士兵、民夫開鑿靈渠，經過五年努力，至公元前214年，靈渠建成），糧道已通，秦軍終于取得了勝利，統(tǒng)一了嶺南，建桂林、南海、象、閩四郡（饒平地域屬南?？ぃ２⒁?0萬大軍分駐五嶺。這些兵丁長期“戍五嶺，與越雜處”?！八^五嶺，史書記載互有出入，綜合《廣州記》、《南康記》、《輿：地志》、《水經注》諸家所說，五嶺的具體位置是：大庾嶺，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縣南境，與廣東省南雄縣接壤，為粵贛交通要道，秦時的橫浦關即在此嶺之上。都龐嶺，在今湖南省蘭山縣南和廣東省連縣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廣西灌陽和湖南江永之間的都龐嶺。秦時的湟溪關即在此嶺之上，亦為由湖入粵之道。騎田嶺，在今湖南郴縣和宣章縣之間，為湘粵通道，秦時的陽山關即在此嶺之上。萌渚嶺，在今湖南省江華縣和廣西賀縣、鐘山二縣之北，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嶺，在今廣西興安縣之北，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這里還有興安縣嚴關和秦城遺址?？梢?，五嶺的位置都在南嶺山脈一線之上，南嶺山脈起自云南云嶺，東入貴州為苗嶺，再東經兩廣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邊界而東達于海，其間大小山嶺不計其數，史書單舉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五嶺，這與秦軍的進軍路線有關?！保▍⒖键S現璠著《壯族通史》）

五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故又稱“五嶺”。地處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區(qū)交界處。是中國江南最大的橫向構造帶山脈，是長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嶺。顧祖禹《讀史書輿紀要》是清代極有權威的歷史地理專著。顧氏據實分析，指出“五嶺者，謂入嶺之途五路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州入靜江，五也?！?/p>

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對五嶺做了明確說明：“自秦也有五嶺之說，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ㄖ荩┤霃V東之循（龍川）、梅（州）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餘）逾大庾（嶺）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州）入連（連縣）三也；自道（縣）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廣西全州）入靜江（桂林）五也?！遍L期以來，是天然屏障，五嶺山脈阻礙了嶺南地區(qū)與中原的交通與經濟聯系，使嶺南地區(qū)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于中原地區(qū)，被北人稱為“蠻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張九齡在大庾嶺開鑿了梅關古道以后，五嶺地區(qū)才得到較快開發(fā)。古代的統(tǒng)治者總是利用五嶺作為劃分行政區(qū)界的地物標志，所以五嶺也是諸省區(qū)的邊緣。五嶺山脈以南的地區(qū)稱作嶺南，主要是指廣東、廣西地區(qū)。五嶺地區(qū)現在成為現在分布廣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開基創(chuàng)業(yè)，發(fā)源自秦朝秦始皇時期對南方的用兵。

綜合《廣州記》、《南康記》、《輿：地志》、《水經注》諸家所說，五嶺的具體位置是：大庾嶺，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縣南境，與廣東省南雄縣接壤，為粵贛交通要道，秦時的橫浦關即在此嶺之上。都龐嶺，在今湖南省蘭山縣南和廣東省連縣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廣西灌陽和湖南江永之間的都龐嶺。秦時的湟溪關即在此嶺之上，亦為由湖入粵之道。騎田嶺，在今湖南郴縣和宣章縣之間，為湘粵通道，秦時的陽山關即在此嶺之上。萌渚嶺，在今湖南省江華縣和廣西賀縣、鐘山二縣之北，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嶺，在今廣西興安縣之北，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這里還有興安縣嚴關和秦城遺址?？梢?，五嶺的位置都在南嶺山脈一線之上，南嶺山脈起自云南云嶺，東入貴州為苗嶺，再東經兩廣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邊界而東達于海，其間大小山嶺不計其數，史書單舉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五嶺，這與秦軍的進軍路線有關。（參考黃現璠著《壯族通史》。）五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故又稱“五嶺”。地處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區(qū)交界處。是中國江南最大的橫向構造帶山脈，是長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嶺。長期以來，是天然屏障，五嶺山脈阻礙了嶺南地區(qū)與中原的交通與經濟聯系，使嶺南地區(qū)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于中原地區(qū)，被北人稱為“蠻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張九齡在大庾嶺開鑿了梅關古道以后，五嶺地區(qū)才得到較快開發(fā)。古代的統(tǒng)治者總是利用五嶺作為劃分行政區(qū)界的地物標志，所以五嶺也是諸省區(qū)的邊緣。五嶺山脈以南的地區(qū)稱作嶺南，主要是指廣東、廣西地區(qū)。五嶺地區(qū)現在成為現在分布廣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開基創(chuàng)業(yè)，發(fā)源自秦朝秦始皇時期對南方的用兵。

不少專家、學者也贊成秦始皇開發(fā)嶺南成就了客家先民。如黃麟書在《客家南遷之始問題》一文中說：“竊考屠睢50萬戍卒多發(fā)自趙，客家始自屠睢等50萬開發(fā)嶺南之人，五嶺適與客家聚居于贛、閩、湘、粵、桂邊各縣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趙人，其南遷始于秦始皇時?！辟囉晖┰凇犊图蚁让衲线w始于秦與趙佗建龍川縣》一文中說：先秦時，趙、魏兩國均說同一方言（《史記·尉佗列傳》，轉引自邱權政主編《佗城開基客安家》，1997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第72頁。）先秦“趙國”（約相當于今之河北）、“魏國”（約相當于今之山西）的轄境為中原的中心地帶。就地緣關系分析，現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區(qū)，是嶺南各省的邊緣地帶，如贛閩邊、贛粵邊、閩粵邊、湘桂邊；這些地方多為秦始皇數十萬南戍五嶺兵丁和數十萬謫徙民足跡所涉、散駐、和屯墾的地方。秦始皇開發(fā)嶺南之前，越族是為該地的主要原住民（尤其在平原），越族是水上民族，擅長與水打交道，而來自中原的漢人則擅長與山打交道，而邊緣地帶的山區(qū)是南越族較難涉足的空白地帶（只有少數的畬族與瑤族），因此，秦始皇派往嶺南的軍民在此繁衍生息較為安全，不至于受到南越族人的騷擾，這就給客家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馮秀珍：《古龍川與客家族群的發(fā)祥》。）

客家話有古代漢語活化石的稱謂，這稱謂與這一次遷徙息息相關。因為，按照羅香林客家遷徙五徙說，兩晉時北方漢民南下在江淮一帶滯留數百年，那樣，語言早已變遷。唯有一次到位的官方移民，才能比較完整地保留中原音韻。語言學家考證，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韻，它所保存的部份古語和古音為其他方言所不具。清代嘉應州人楊恭恒在《客話源流多本中原音韻考》一文中說：“……考語言之特別多合中原之音韻，尤確而有征，試即客話之合于漢語古音者考之?！拼直局T漢語，出于說文（客族婦孺，最慣說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訕笑，一若‘唐逮’，為客人獨有之士談，殊不知此客語最古，最雅者，獨不解外人豈之，惟客人乃能存漢語也”。此外，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方言篇、章炳鱗《新方言》附“嶺外三州語”、黃香鐵《石窟一征》、羅靄其《客方言》及林達朱泉《客說》等文，都力證客家方言與中原古語古音的淵源關系。他們的著述在明確客家話為古漢語派生的同時，從側面論證了客家人來源于中原。而這樣的來自中原并保留中原音韻的遷徙就是秦開五嶺。（馮秀珍：《古龍川與客家族群的發(fā)祥》。）

秦朝都城咸陽（今陜西咸陽），開國皇帝為始皇帝嬴政。客家人中，不少人的先祖居地，公元前三世紀，曾居山東、山西、陜西等地，到了秦朝（紀元前249至209）被迫遷于河南、安微（見王力《漢語音韻學》“參考資料”引。）等地。從客家人的先祖居地看來，多為王畿所在，中原冠冕之居，乃中華語源的正宗，客話則為語言正宗的支派，故客方言仍保存大量古代漢語而不少變。

3．秦漢時期五嶺地區(qū)的重兵布防使客家民系初步形成雛形

趙佗時期，在五嶺地區(qū)布設重兵，以作為防守之用。城市作為階級社會的產物，對區(qū)域社會經濟發(fā)展作用甚大，同時城市也是軍事據點，具有防守功能。故秦末趙佗在主要交通線上筑了幾座城，以加強嶺南防御力量，包括樂昌“趙佗城”、“仁化城”、英德、清遠“萬人城”等。但趙佗所筑城中，最早的應是龍川佗城。這些地區(qū)，正是客家先民早期的生息繁衍之地。

秦二世末年（前207）趙佗在溱水（北江）與洭水（即連江）匯合處設洭浦關，在湞陽峽筑萬人城以圖固守。據清康熙、乾隆和民國等版本的《清遠縣志》載，清遠秦為冽江縣。冽江縣秦時全轄北江一帶，大約東北至大庾嶺與九江郡之南野縣為界，西北至騎田嶺與長沙郡之湘南縣分界。但查康熙以前的舊志、史記、漢書、《元和郡縣志》及今清遠市境各縣的舊志，目前尚未發(fā)現有秦置冽江縣的記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今天的韶關、清遠地區(qū)，是趙佗部署重兵的地方，成為中原漢人的重要聚集軍事區(qū)。在連州地區(qū)，趙佗布設了重兵，駐扎在這里的秦軍將士，一部分成了客家先民。

根據葛劍雄的論述和有關歷史資料證明，當時，漢朝軍隊在征服南越國之后，為了加強對南越國故地以及閩越國故地的控制，漢朝仍然把重兵布設在秦朝南越國時期的五嶺地區(qū)，以控制南越、閩越等地。而派往廣州、福州等地的朝廷命官，則繼續(xù)采用和揖百越的政策，促進漢族和越族的和睦共處。五嶺地區(qū)經過數百年的屯兵，他們形成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習俗、共同的心理文化，一個民系的雛形產生了，那就是客家民系——但那個時候沒有客家民系這個稱呼。而客家民系的形成，一開始就因為軍事戌邊的原因，而使得客家話成為古代漢語的活化石，成為中華民族弭足珍貴的古代漢語的真正寶藏。

2010年8月30號，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學術部主任馮秀珍在廣東接受廣東電視臺海外中心專訪，為12集長篇紀錄片《客家》講述“客家婦女”“客家遷徙”兩個方面的問題。關于客家民系的形成，馮秀珍認為，客家是一個特殊的族群——遷徙中形成的漢族支系，所以，客家民系的形成應與遷徙密切相關，而不能僅僅借助于民族形成的定義項來界定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選項：人口、地域、遷徙特點等，尤其是最后一個選項。而這，過去一直為幾乎所有的研究者忽略。由此出發(fā)，客家民系的形成應該重新審視而界定。她認為：客家民系初步形成是在秦漢時期（從客家遷徙六徙說出發(fā)，客家第一次遷徙為秦漢時期、尤其是秦開五嶺為此期主體，此第一次遷徙尤為重要，因為，有這一次官方行為的一次到位的遷徙，才能

解釋形容客家的三句經典：客家話是古代漢語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詡為漢族的正宗、客家傳承了古老的漢族文化）、進步完善是在晉唐五代、迄宋代已經完全形成（因為，考察閩粵贛客家聚居地幾個大縣，截止南宋末年，就沒有多少姓氏遷入）。她認為，此說較之于前期她本人關于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元末明初）的論述更為準確。

4．漢朝開始：深莞惠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發(fā)展

漢朝開始，今天的廣東地區(qū)的經濟已經得到一定的發(fā)展。古代的深圳以產鹽、采珠、養(yǎng)蠔和植香著稱。深圳產鹽的歷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1958年，在大鵬半島的咸頭嶺沙丘遺址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了古人留下的制鹽遺址。在漢代，由于國家國力強盛，惠州、深圳地區(qū)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當時產鹽業(yè)已十分發(fā)達。到宋、元、明、清時期，沿海一帶的產鹽業(yè)有了新的發(fā)展。歷史上留下了許多以鹽字起首的地名，如鹽田、鹽田墟、鹽田灣、鹽田坳、鹽田徑、鹽村、鹽灶等，從而印證了歷史上這一地區(qū)的制鹽業(yè)盛極一時（鹽田，就是產鹽的地方）。宋開寶四年（971），設官富鹽場（在今香港九龍，包括鹽田、疊福等分場），為廣東十大鹽場之一。北宋時東莞縣（含今寶安縣）境內設有四個鹽場：東莞場、歸德場、黃田場、官富場。據考證：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門等地，東自沙頭角以至九龍灣沿岸各地，皆為產鹽區(qū)。據香港學者蕭國健考證，九龍、新界這一帶地區(qū)產的海鹽都由大鵬灣經梧桐山而運止廣州。由于鹽業(yè)在深圳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鹽場的興衰直接影響到當地社會各方面的發(fā)展。宋元時期，鹽業(yè)生產達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顧鹽民的政策，收購海鹽每石55公斤，給錢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鹽業(yè)生產。此后宋代鹽價不斷攀升。神宗時，官府從鹽民手中收購鹽價為每斤5錢，而銷售價是47錢；后來鹽價上漲，到了南宋孝宗時，收購價為47錢，銷售價為160錢，官收鹽利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以至當時有人戲稱“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鹽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貨幣發(fā)行與流通（包括紙幣發(fā)行），對中央財政和國防開支也都有巨大影響。鹽民的辛勤勞動為官府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鹽民的生活卻異常痛苦。北宋詞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寶元年間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曉峰鹽場大使，寫下了反映海邊鹽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輸征?！惫俑谋├P剝和壓榨經常激起了鹽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遠走他鄉(xiāng)，而更多的是肩負生活的沉重，艱難地生存。鹽民的生活雖然十分艱苦，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深圳地區(qū)的人民靠海為生，因此，鹽業(yè)也成為他們賴以為生的主業(yè)。清初，朝廷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濟臺灣鄭成功反清復明勢力，將東南沿海居民內遷50里，致使被遷地區(qū)百業(yè)凋零，民不聊生，當地的鹽場也被完全廢棄?？滴醢四辏?669），朝廷下令復界。復界后相當長時間，當地演唱的生產與銷售仍未走上正軌。而江西、南贛兩府轉食淮鹽，使深圳地區(qū)的鹽業(yè)經濟受到很大影響。清乾隆五十四年，隨著鹽場被裁撤，深圳地區(qū)的鹽業(yè)生產走向了衰落。

漢代深港地區(qū)是個重要的產鹽區(qū)域。據《漢書·地理志》載：“番禺，尉佗都，有鹽官”（漢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南海郡條》。）。史書記載的番禺鹽官，據考證設于今深圳的南頭，與粵西的蒼梧郡高要鹽官遙遙相對，有“東官”之稱。三國吳甘露二年（266）仍承漢鹽官之制置司鹽都尉，筑“蕪城”為司鹽都尉壘（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番禺下有寶安城，本東官鹽場，吳甘露二年，置司鹽都尉于此。”又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東官郡故城，晉義熙中置，以寶安縣屬焉，多蚶蠣、石蛤、海目、香螺、龜。《郡國志》云，東官郡有蕪城，即吳時司鹽都尉壘?！保?。近時長沙走馬樓出土大量三國吳時簡冊，亦記載吳國領地屬下有“東官”之地名（饒宗頤：《香港考古話由來》，《中國文物報》1997年6月22日。）。因此，西漢鹽官之設是深圳最早設官之始。深圳是最早開發(fā)的客家地區(qū)之一。

（二）五胡亂華時期，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二遷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客家先民紛紛向南遷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個南遷高潮?？图蚁让駨年兏始皆ヴ斖畹鹊爻霭l(fā)，沿漢水、汝水、淮水，過長江，主要遷居洞庭湖、鄱陽湖與太湖地區(qū)，部分人到達贛閩粵交界地區(qū)，或粵東、粵中西部與閩省沿海。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客家先民紛紛向南遷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個南遷高潮。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稱：“迄晉武帝統(tǒng)一中國，又以只見及三國割據的由來，而盡罷州郡兵權，邊州因而空虛。會八王相繼作亂，國力因而削弱，邊區(qū)內徙的部族，便得相繼乘機而起，于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建立他們的割據政權。晉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遷到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內地的人民有遷移力量的，或有遷移機會的，都相率南遷，當時稱為'流人'?！碑敃r，福建地處東南海濱，局面較為穩(wěn)定，因此南遷的中原民眾一批一批涌來，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贛南到汀州、寧化的石壁寨一帶，然后繼續(xù)移遷汀州郡各屬地；一部分人則由贛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眾與當地閩越族、畬族逐漸融合，成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魏應麟教授曾說過：“汀州的客家人來自中原的氏族與閩越族的結合。”《客家源流考》指出：“這些南渡的人們，在政治方面，支撐了東晉以來朝代的局面；在經濟方面，開發(fā)了南方的產業(yè)，增進了南方的生計；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內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閩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畬族）的融合?！敝性瓭h民大量遷入閩、贛、粵地區(qū)，于是，廣東粵中、粵東有了東官郡，而東官郡是專門用來安置北方來的漢人的行政機構。粵東的義招縣（今大埔），就是當時的“流人營”，后來由于北方漢人不斷涌入，晉義熙九年（413） 分東官郡東部置義安郡，轄綏安、海寧、海陽、潮陽、義招5縣。這個時期，來自中原的客家先民大量遷入廣東中部、東部和北部。

據民國新修《大埔縣志》客家來源考略稱：吾邑自晉置義招安置流民，中州民眾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諸臣從行在播蕩閩、粵間，椒聊于以蕃衍，變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復故物，人才輩出，始為國人所注目。洎乎清代，蔚然為嶺南人物之翹楚，此誠我祖宗篳路藍縷，堅忍奮斗，貽我子孫之光榮。吾人受此蔭庇，宜如何發(fā)揮光大，以免數典忘祖之譏哉。雖然，吾邑各族其肇基始祖十九為宋代人物。宋以前，蓋無聞焉。不獨吾埔，即徵之全省莫不皆然。豈古人物漸歸淘汰耶，抑年代久遠，湮沒不可考耶？志氏族，先考來源，次分姓敘，其播遷之跡，傳世之數，與現在人口，俾閱者思所以承先而啟后焉。其間，或稱幾代，或稱幾世。稱世者，各族昭穆之定序；稱代者，則播遷后迄于現在。先至為主，后至為客?？鸵舱?，土著對新來民族之稱謂也。

考《舊志》謂：埔屬民族，全數為操客語之客族。推原其始，蓋由中州而來，故至今語音尚近中州。唯流轉數千里，經過各省淹留時日，自不免混雜多少各省方言。故或效南腔或仍北調，此亦勢所必至?？伎妥逯徇w，據美國耶魯大學亨丁頓所著《種族的品性》書內有關于我客族論，列謂為先后三次：第一次在第四世紀；第二次在第世紀；第三次在第十三世紀。第一次為五胡亂華之時；第二次為唐光啟間；第三次即宋亡元繼之候也。原書敘述甚詳，足為有力之證據。鐘用秋著有《粵省民族考》，鄒海濱著有《漢族客福史》，亦足為參考資料。南遷之第一次，因晉代北方已遭胡患，又生饑饉，人民流離者極多。而南方氣候溫暖，農植較易，故特置義招一縣，以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鄉(xiāng)。此為初來時最顯著之事實。但其遺傳氏族，至今已無存在，殊可惜耳。其次，唐僖宗朝因黃巢亂事，河南民氏族隨軍而來者雖多，而年代已遠，文獻又不足微，今各姓族譜雖有一二敘及唐代祖宗者，終不若宋代，播遷之祖各族均保有墳墓，而世系亦歷歷可考，轉徙之跡,歷世不忘。族譜記載尤極翔實。然則，現今之埔民雖斷為皆宋代所遷，未為過也。夫中州南下，道經吳楚，或入于贛、或入于閩之汀州，或由湘南、贛南而下者為客族。由閩之漳泉各屬陸路，經詔安或采海路由廈門而至者為福老?！崞腋餍赵兯詠?，十九稱寧化，或稱長汀、上杭、永定、武平等縣，總之不離乎汀州八屬范圍。今其墳墓在閩在埔皆彰彰可考。西晉末年，民族矛盾加深，而又發(fā)生“八王之亂”，國力迅速衰弱。到了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由于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殘暴，人民不堪忍受，紛紛揭竿而起，匈奴、羯、氐、羌、鮮卑“五胡”趁晉室內亂，據地為王，相互血腥廝殺，爭奪地盤，使北方陷入空前的戰(zhàn)亂之中。匈奴人劉聰殺了晉帝，迫使晉王室南遷，建都建康，是為東晉。西晉“永嘉之亂”及其后的“五胡亂華”，這長達一百多年的中原伐戰(zhàn)，使“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難江左者十六七”，是為中國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中原人民南遷。據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載，從三世紀末到四世紀初，北方的流亡者大約3萬戶?！皳俜轿墨I記載，遷移人口達一二百萬人”?！皳佒普f，中原冠帶，隨著渡江者百家”。（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流寓于巴蜀和長江中下游的著籍人口高達70多萬，其中今江蘇約26萬，安徽17萬，湖北6萬，其余則散于江西、湖南、四川及其他地區(qū)，若加上未著籍和依附于大姓大戶者則更難以計數。以上記述足以說明移民遷出地域很廣，遷入地域也很廣，但最主要的遷入區(qū)應該是漢水以東，淮河以南，長江中下游沿岸。同時，“先頭部隊”有的直插贛南，進入粵北、粵中、粵東北，有的進入廣西,有的跨越武夷山脈進入閩西。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原漢人南遷，也就是被稱為客家先民的一次大規(guī)模南遷，極大地拓展了漢民族傳統(tǒng)的分布格局。民國《大埔縣志》引《澳地紀勝》文載：“潮州古跡義招縣下引《南越志》云：‘義安郡有義招縣，昔流人營也，義熙九年立為縣。'”又《方輿紀要》載：“義招廢縣治在今縣南之湖寮村?！绷x招是大埔的古縣名，流人營中的流人即南遷的中原人。民國《大埔縣志·人群志》說：“特置義招一縣以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鄉(xiāng)，此為初來時最顯著之事實?！保駠洞笃铱h志·人群志》）

清末古文與語言學家，國學大師、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的章太炎在《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卷序言中說：“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及潮之大埔、豐順，其民字晉末逾嶺，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币陨峡梢哉f明粵東、粵中地區(qū)是客家先民的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1．廣東惠陽地區(qū)的行政區(qū)劃變遷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統(tǒng)一嶺南，在嶺南地區(qū)設立三個郡：南海郡（治所在今廣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廣西桂平縣）、象郡（治所在今廣西憑祥市）。秦始皇在南?？は略O了四個縣：龍川縣、博羅縣、番禺縣、四會縣。東官郡范圍主要源于秦龍川縣、博羅縣。龍川縣為南海第一大縣，其政治地位為四縣之最要，東境設置了揭陽戍（在今豐順縣），西境設置了橫浦戍（在今南雄縣），以推行“和輯漢越”的政策。至秦末，諸侯紛紛叛秦，公元前204年，新任南海郡尉趙佗為防北方動亂波及嶺南，于是割據嶺南三郡，自立為王，國號南越。 　　

西漢建立以后，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西漢中央政府為加強對南越國的管轄權，封名織者為南武侯，在南越國境內建立小諸侯國名南海，其國境在秦龍川縣東境，相當于揭陽戍管轄的范圍。南海國卻因聯合閩越與西漢政府對抗，而被南越國收復，南越國更因勝戰(zhàn)，將國都以南武侯之名號定名“南武城”，即今廣州市。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漢閩越王郢出兵攻南越，南越請求內附。南越平定后，建為漢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又增設了兩個縣揭陽縣、中宿縣。東漢建安六年（201年）劃番禺、博羅兩縣地置增城縣。 　　

東晉咸和元年（326年），析南?？|部置東官郡，最初郡治設在今深圳市南山區(qū)南頭古城處。咸和六年（331）年，原揭陽縣拆為海陽縣、潮陽縣、海寧縣（今惠來縣）、綏安縣（今云霄縣）等四個縣；同年，從博羅縣析出寶安縣、海豐縣、安懷縣（今東莞市）；從龍川縣析出興寧縣。東晉安帝義熙九年（413），東官郡東部析出設義安郡，治所在海陽縣（今潮州、饒平地區(qū)），增設義招縣（今梅州市）。 南朝齊永明元年（483年），析義招縣置程鄉(xiāng)縣，析龍川縣置河源縣、新豐縣，析海豐縣（此時屬懷安縣）置陸安縣（今陸豐市，湖東鎮(zhèn)以東屬海寧縣）。南朝梁天監(jiān)二年（503）東官郡東部再次析出設梁化郡，治所在今梁化鎮(zhèn)境內，轄欣樂縣（今惠陽區(qū)）、懷安縣（在今惠東縣）、龍川縣、興寧縣、河源縣、新豐縣、陸安縣。這時東官郡管轄的范圍已經大大縮水了，它包括：增城縣、寶安縣、酉平縣（今珠海市）、安懷縣（今東莞市）、博羅縣等五縣。　　

隋開皇十年（590年）合并梁化郡、義安郡、始興郡（今韶關市）、東官郡置循州，治所在歸善縣（今惠州市惠城區(qū)）。隋開皇十一年（591年），始興郡改設韶州、義安郡改設潮州、東官郡劃歸廣州，僅保留原梁化郡地為循州。至此，東官郡便消失于歷史之中，在這之后原屬東官郡的增城、東莞、深圳與繼承東官郡主要地域的惠州府，一直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隋大業(yè)三年（605年）更名龍川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復名循州。唐武德五年，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遂被唐朝政府封為循州總管。循州總管初轄循、潮、韶三州，貞觀元年（627年）省循州總管入廣州總管府管轄。廣州總管府為唐嶺南五管之一，又是唐嶺南經略史駐地。楊世略，屬于粵東土著民族俚族，出生在義安郡海陽縣藍田隘的飛泉徑；歷南陳禎明、隋朝至唐，卒于垂拱年間。在任其間，他促進了潮州、循州的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的進一步融合。唐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奉命主持開鑿梅關古道，隨后大批中原漢族南遷，廣東省內客家民系不斷壯大。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因為諫迎佛骨，激怒了憲宗皇帝，被貶到潮州任刺史。 唐天寶元年（742年）更名海豐郡，乾元元年（758年）復名循州。南漢乾亨元年（917年）移治龍川縣，歸善縣改為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循州并入惠州府。清代原東官郡地域由惠潮嘉道管轄（除增城、東莞、深圳）。1956年，廣東省行政區(qū)域調整，設立惠陽專區(qū)，專署駐惠陽縣，下轄13縣：惠陽縣（惠州鎮(zhèn)）、博羅縣（博城鎮(zhèn)）、河源縣（縣城鎮(zhèn)）、連平縣（元善鎮(zhèn)）、和平縣（縣城鎮(zhèn)）、龍川縣（老隆鎮(zhèn)）、紫金縣（紫城鎮(zhèn)）、海豐縣（海城鎮(zhèn)）、陸豐縣（東海鎮(zhèn)）、寶安縣（深圳）、東莞縣（莞城鎮(zhèn)）、增城縣（附城鎮(zhèn)）、龍門縣（龍城鎮(zhèn)）。這時的惠陽專區(qū)，恢復了原東官郡地域的核心部分。1963年，惠陽專區(qū)調整為11縣，包括：惠陽縣（惠州鎮(zhèn)）、博羅縣（博城鎮(zhèn)）、河源縣（附城鎮(zhèn)）、連平縣（元善鎮(zhèn)）、和平縣（陽明鎮(zhèn)）、龍川縣（老隆鎮(zhèn)）、紫金縣（紫城鎮(zhèn)）、寶安縣（深圳鎮(zhèn)）、東莞縣（莞城鎮(zhèn)）、增城縣（附城鎮(zhèn)）、龍門縣（龍城鎮(zhèn)）。1979年，原寶安縣建為深圳經濟特區(qū)（深圳建設特區(qū)，一開始就來自濱海大縣寶安縣），劃出惠陽地區(qū)。

2．東官郡郡治的變遷

東官郡的最初郡治在寶安。據清光緒《惠州府志．沿革》記載，惠州“秦為南?？さ兀瑵h為南?？げ┝_縣，東晉分屬東官郡。南齊移東官郡治懷安，梁改置梁化郡，隋平陳郡廢，置循州總管府?！睂τ谀淆R移東官郡治懷安之前，東官郡治具體在今什么地方？何時被廢？史書和方志都沒有明確記載。加上東官郡在東吳和東晉曾二度設置，隨后郡縣置廢頻繁，使后人提起東官郡，就感到一片朦朧。

（1）晉設東官郡郡治長時間設今深圳市南山南頭

公元317年晉室南遷，政治經濟中心隨之南移，嶺南移民增多，而南海郡范圍廣袤，難以管理，晉成帝咸和六年，將南海郡一分為二，劃出南海郡的東部和南部，設立“東官郡”，郡治就在南山的南頭城，于舊司鹽都尉壘的基礎上加筑郡城，原司鹽都尉何志轉職為第一任東官郡太守。東官郡管轄寶安、安懷、興寧、海豐、海安、欣樂六縣。寶安縣是從原番禺縣分出來的，包括了今天的香港、深圳市、東莞市、番禺縣南部、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門等地區(qū)。寶安縣是東官郡首縣，縣治也設在南頭城。郡、縣治同在一城，南頭由原來的嶺南鹽政中心之一轉為東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這是深圳城市歷史的開端，至今已有1698年。關于寶安縣縣名的來源，有三種說法。據《廣州府志》記載，“寶山在城北八十里，寶安縣以此為名”。這座寶山位于今東莞市境內，景色秀美，山上有龍?zhí)?，山下有兩個石甕，龍?zhí)讹w流直下百尺，注入石甕，響聲如雷，這就是東莞八景之一的“寶山石甕出芙蓉”。此山的寶，其實是銀礦，古代曾在此設煉銀場，挖山取寶，得寶而安，故將新縣取名“寶安”?！缎掳部h志》則說是因為這里“山輝澤美，珍寶之氣彰焉，故郡名以寶安”，這兒的“珍寶”，主要是指珍珠。還有一說，是因為這一帶產鹽，鹽是寶，此間人無鹽不活，有鹽則安，故名“寶安”。

南朝梁武帝把東官郡改名為東莞郡，據說是因為當地出產的織席用的莞草有名的緣故。公元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隋朝廷撤消東莞郡，將其并入南?？?，結束了設置歷時259年之久的東官郡。寶安縣改屬廣州府南?？す茌?，縣治仍在南頭城。 　　

（2） 寶安廢郡治入東莞縣

寶安廢入東莞縣。據東莞《歷史沿革～大事摘要》載：“東晉咸和六年（331年），分南?？ぶ脰|官郡，同時置寶安縣?！浦恋露辏?57年）寶安更名東莞，故東莞立縣自咸和六年始”。 　　

（3）寶安廢郡治入增城縣

寶安廢入增城縣。對于《惠州府志》記述：“南齊移東官郡治于懷安”之前，東官郡治在何處？歷代史書有關如下記載：①據增城《歷史沿革》載：“梁、陳兩朝，移東官郡治于增城?！雹谀铣蚣s《宋書·州郡志》記載，東官郡治在“故司監(jiān)都尉，成帝立為郡。”③唐長孫無忌《隋書·地理志》曰：“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廢，有羅浮山?！雹芴贫庞印锻ǖ洹ぶ菘ぁ吩唬骸霸龀?。漢番禺縣地，吳置東官郡于此，有增江?！雹莺髸x劉昫《舊唐書·地理志》曰：“增城，后漢番禺縣地，吳於縣置東官郡，有增江。”東漢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分番禺縣地置增城縣后，寶安、東莞建縣前的地域東北屬博羅縣，西南（包括今南頭）屬增城縣。“吳於縣置東官郡”，郡治在今寶安縣南頭（當時地屬增城）。所以說，東官郡治其實仍在原寶安縣（今南頭），只不過因為當時寶安縣部分劃歸新設立的增城縣，而記為增城。東晉咸和六年（331年），又分增城縣地置寶安縣。

（4）遷治惠東梁化鎮(zhèn)

遷治惠東梁化鎮(zhèn)。至宋末，東官郡領寶安、安懷（今東莞市）、興寧、海豐、海安、欣樂（今惠城區(qū)及惠陽區(qū)）六縣。而寶安縣地處東官郡地的西南邊陲，交通不便，所以進入南齊，又將郡治東移的懷安（今惠東縣境內）。對于南齊東官郡治東移懷安后，其具體地點位置又在那里？從下面幾則記述可窺大慨：一是南朝《宋書．州郡志》記述：“去州水三百七十”。也就是說，東官郡治去廣州水路三百七十里。二是《惠州府志．沿革表》記載，南齊分懷安縣地置陸安縣，陸安縣即今陸豐市（包括今海豐縣部份地區(qū)）。三是《隋書．地理志》記述：“歸善縣有歸化山、懷安山。”據《惠州志．山川》記述，歸化山在梁化；懷安山又名鼓角山，在今惠城區(qū)以東約七十里的永湖至平山之間，山下有上、下懷水（又稱淮水，今西枝江）北流入東江。

3．東官郡為南遷嶺南的中原百姓的最重要的聚居地

西晉末年，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和階級、民族矛盾的尖銳，引起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動亂。這場動亂起于惠帝永康元年（300）爆發(fā)的“八王之亂”，繼之以匈奴、鮮卑、羯、氐、羌“五胡亂華”，不僅使西晉王朝在動亂中走向滅亡，而且還使“公私磬乏，所在寇亂，州郡坽貳，上下崩離”（《晉書?東海王越傳》。），“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晉書?虞預傳》。）。當此之時，由于中原地處戰(zhàn)亂中心，所受破壞又是全國最嚴重的。如永寧元年（301）三月，齊王冏糾合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顒起兵討伐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zhàn)，死者十余萬人”（《晉書?五行志》。），其主要戰(zhàn)場陽翟（今河南禹州，以下不注省者皆在今河南）、黃橋（今淇縣西）都在中原地區(qū)。其后張方兩次入洛陽，“殺傷滿于衢巷”（《晉書?張方傳》。），“死者萬計”（《晉書?惠帝紀》。），“大掠洛中官私奴卑萬余人，而西還長安”（《晉書?張方傳》。）。此前不久，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數次交鋒，“斬獲六七萬人”（《晉書?長沙王乂傳》。） 。至永嘉中，劉淵、王彌、石勒率兵大掠中原地區(qū)，“賊害百姓，流血成泥”（《晉書?五行志》。）。永嘉三年（309）的延津之戰(zhàn)中，一次就“沉男女三萬于河”（《通鑒》卷87。）。同年十一月，石勒屠黎陽（今浚縣西北），次年二月攻陷白馬（滑縣東），坑殺男女三千余口。不久陷武德（今武陟東南），又“坑降卒萬余”（《晉書?石勒載記》。）。又次年四月，在苦縣寧平城（今鄲城東）遇東海王越及晉王公百官，以胡騎圍而射之，“三公以下死者十余萬人”（《晉書?惠帝紀》。）。六月，與劉曜等人進攻洛陽，沿途與王師十二戰(zhàn)，死者三萬余人（《晉書?劉聰載記》。）。入洛后縱兵大掠，焚燒宮殿，城府蕩盡，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及引兵去，又放火燒毀洛陽皇宮。戰(zhàn)爭的破壞引起空前的糧荒。早在太安二年（303）張方入洛時，洛陽城中米石萬錢，甚至發(fā)生了人相食的慘劇。次年，惠帝親征成都王，饑饉無以為食，從官僅能進奉秋桃充饑。其后自鄴（今河北臨漳南）還洛，也僅得粗米飯為食。至永嘉四年（310），洛陽再度出現糧荒，皇宮內死亡相繼，尸骨交橫?；实奂鞍俟偃绱耍煜掳傩盏木硾r可以想見。故《晉中興書》描繪晉末喪亂時的情況時說，是時“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鼠捕燕而食之”。不僅如此，與戰(zhàn)亂、饑饉相伴的還有接連不斷的天災，自惠帝至愍帝十余年間幾乎每年都有發(fā)生。以永寧二年（302）為例，這年七月，豫州（轄區(qū)相當于今京廣線以東、隴海線以南的河南?。?、南陽發(fā)生水災，襄城、河南（治洛陽）二郡發(fā)生雹災。十月，義陽（今信陽）、南陽發(fā)生水災，淹沒莊稼。十二月，襄城、河南二郡風、雹災，“折木傷稼”（《晉書?五行志》。），而整個中原地區(qū)又發(fā)生地震。再如永嘉四年（310）四月，中原發(fā)生大水，五月地震，六月大蝗，草木、牛馬皆被食盡。入冬后又發(fā)生旱災，一直持續(xù)到次年春天。上述這些天災與人禍相交織，破壞了當時的經濟，同時也威脅著中原居民的生命安全。永嘉元年（307），劉琨自洛陽赴并州刺史任，途中上書朝廷，描述沿途所見情況時說：“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達遇掠，開目睹寇?！保ā稌x書?劉琨傳》。）劉琨這里說的是中原西北與并州交界一帶的情況，至于中原腹地，所受災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八王之亂時，中源是八王的主要戰(zhàn)場，百姓因戰(zhàn)亂而死者難以計數。接著發(fā)生的永嘉之亂，中原又是“五胡”爭奪的中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晉書?五行志》。）。故《晉書?食貨志》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硕嘞嗍常囈呖傊??！蓖瑫赌饺莅佪d記》亦曰：“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碑敃r人虞預更說：“自天地開辟、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此者也?！保ā稌x書?虞預傳》。）（參見：王大良《從晉末喪亂看客家先民的南遷》。）

西晉末年喪亂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場空前大浩劫，當時的每一個人都未能免于災難，其中尤以中原官僚士族階層所遭受的打擊最為深重。如南陽韓氏，即魏司徒韓暨家族，遭八王之亂，一門七人“并為趙王倫所誅”，從此“韓氏遂滅”（《三國志?韓暨傳》注。）。又如陳郡何氏，晉太尉何曾之后，傳歷三世，一門二公，貴盛無比，但至“永嘉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晉書?何曾傳》。）。汝南和氏，晉光祿和嶠之后，“家產豐富，擬于王者”，但“洛陽傾沒，奔于茍唏，疾卒”，從此和氏衰落不顯(《晉書?和嶠傳》)。此外，還有一些頗有名望的士大夫及其家族也都因戰(zhàn)亂而遭受滅頂之災。如滎陽潘尼，名士潘岳之子，“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出成皋，欲還鄉(xiāng)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于塢壁”（《晉書?潘尼傳》。）。尼從子滔，“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世說?識鑒》第七）。又如汝南應紹，魏侍中應琚孫，“永嘉中至黃門郎，為東海王越所害”（《晉書?應貞傳》。）潁川庾闡，安北長史庾后，“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保ā稌x書?庾闡傳》。）庾珉，漢征士庾乘之后，“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因圖弒逆，珉等并遇害”。珉弟顗，“石勒之亂，與（王）衍俱被害”（《晉書?庾峻傳》。）。河內茍唏，晉末為大將軍，“石勒攻陽夏，……執(zhí)唏，屬為司馬，月余乃殺之。唏無子，弟純亦遇害”（《晉書?茍唏傳》。）。安陽邵續(xù)，散騎侍郎邵乘之后，晉末聚眾拒石勒，被圍，其兄子“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xù)竟亦遇害”（《晉書?邵續(xù)傳》。）。順陽王豹，為齊王冂主簿，冂驕縱，遂見殺（《晉書?王豹傳》。）。上述各士族都因戰(zhàn)亂的緣故，或被殺，或病卒，或一人受禍，或舉族誅滅，對其個人和家族都發(fā)生了極大影響。為了少受戰(zhàn)亂之若，保護自已和家族的利益僅存下來的士族成員便積極行動起來，變被動挨打為積極自救，歷史上也因此出現了與客家先民有關的一次規(guī)?？涨暗闹性瓭h民南遷運動。（王大良《從晉末喪亂看客家先民的南遷》。）

這一次客家先民的南遷運動，出現了整個家族南遷的現象。所以有“衣冠南渡”之說。在福建，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閩”之說。衣冠南渡，指西晉末年中原地區(qū)戰(zhàn)亂，周邊部族內徙建立割據政權，釀成永嘉之亂，中央朝廷受到威脅，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臣民南渡，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又一次大批南遷，也是北方漢人與閩人的一次大融合。自永嘉二年（308年）起，中原漢人開始大規(guī)模進入福建。明何喬元《閩書》卷152稱：“永嘉二年，中原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唐朝詹琲寫了一首詩吟詠此事，詩序曰：“永嘉亂，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憶昔吟。”詩曰：“憶昔永嘉際，中原板蕩年。衣冠墜涂炭，輿輅染腥膻。國勢多危厄，宗人苦播遷。南來頻灑淚，渴驥每思泉。”（詩并序見《全唐詩》第761卷017首。）又有詹氏先人《訪宗人》詩：“仆馬甘棲息，南來擇地安；巧將茅作舍，城近繞廬山。喜識宗人面，襟懷自覺寬；開圖閱源派，涕淚染衣斑?！笨芍^一字一淚，血淚交織。其實，當時進入福建的這八大姓,民國《建甌縣志》卷19記載:“晉永嘉末，中原喪亂，士大夫多攜家避難入閩，建為閩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時危京刺建州，亦率其鄉(xiāng)族來避兵，遂以占籍”。《太平御覽》卷170引《十道志》清源郡下也云:“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就是說，客家先民進入福建，居住在閩北武夷山地區(qū)的人很多。

自永嘉之亂起，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的首領相繼在北方建立了許多王國，并經常南侵，從永嘉至劉宋末一百多年間，多次發(fā)生南逃的移民狂潮?！端螘ぶ菘ぶ尽沸颍骸白砸牡襾y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薄稌x書·王導傳》云：“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顏之推云：“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保ā队^我生賦》“疇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遷不是散戶、或小規(guī)模的逃難，而是聚族遷徙，是有堅強領導，嚴密管理的大規(guī)模的集體運動，一個官員或士族首領任宗主或被推為行主，帶領宗親、鄉(xiāng)黨、部曲、門徒、義附、奴婢，少則數十家，多則上千家。如《晉書·郗鑒傳》：“郗鑒”，“高平金鄉(xiāng)人”，“遂共推鑒為主，舉千余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后由郗鑒帶至江東。東晉、南朝為了安置、管理南來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設立僑州郡縣制度，《隋書·食貨志》：“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边@種大規(guī)模的集團移民，到達新居住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原來同縣、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從今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南徙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遷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如瑯琊王氏、瑯琊顏氏、彭城劉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則居于今南京的“兩翼”：東側鎮(zhèn)江、武進一帶，還有鎮(zhèn)江對岸的揚州地區(qū)；西側的當涂、蕪湖、宣城一線，還有和縣、滁州以西地區(qū)。史籍明載移居京口（今鎮(zhèn)江）者如：《晉書·徐邈傳》：“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xiāng)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边w至廣陵者，如《晉書·蘇峻傳》：“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薄坝兰沃畞y，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薄熬郑势渌繑蛋偌曳汉Ｄ隙?，既到廣陵?！敝两滴鱾榷ň拥挠校骸妒勒f新語·德行》：“桓常侍”條引《桓彝別傳》：“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薄氨軄y渡江，累遷散騎常侍。”《晉書·桓彝傳》：“彝上疏……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薄侗饼R書·裴英起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薄读簳づ徨鋫鳌罚骸芭徨渥譁Y明，河東聞喜人，……祖壽孫，寓居壽陽。”壽陽在今安徽壽縣。從以上所引，可見今江蘇、安徽兩省的江淮之間和長江南岸是北方來的難民奔逃的居住地。

西晉的永嘉之亂后，北方少數民族占據中原，大量漢人南下，給吉安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和生產技術。當時吉安是地廣人稀，在西漢時期，整個江西人口才30萬，到了東漢，江西全省人口才170萬人。晉代，廬陵郡人口已經有一萬二千二百戶，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經躍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紹興年間，江西全省人口總數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就是說，西晉永嘉之亂后，客家先民大量涌入江西的現代客家人聚居地，后客家人與秦漢時期就在這片土地上棲息的前客家人合流，共同推動江西的發(fā)展。

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漢民遷徙形成三大支流：一部中原漢民分居于今的陜西、甘肅、山西一帶，被稱為“秦雍流人”。他們輾轉遷徙，沿漢水流域順流而下，渡過長江到達洞庭湖地區(qū)，最遠的沿湘水逆流而上，到達桂林，散居廣西特別是南流江流域，部分沿西江移入廣東的中部或西部，成為粵西、客家先民，即所謂的“崖話人”。另一部分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人民，被稱為“司豫流人”。他們沿汝水而下長江，渡過長江后，遷于江西的鄱陽湖地區(qū)，或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安徽、江蘇的中部，或沿贛江逆流而上，到達廣東、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帶，有的進入廣東沿海地區(qū)，成為客家先民。還有一部分居于今山東、江蘇、安徽的人民，被稱為“青徐流人”。他們也輾轉遷徙，沿淮水而下，越過長江后分布于太湖地區(qū)，更遠的則到達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一帶。

晉愍帝建興三年(315)，“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 注：（晉）黃恭：《交廣記》（該書久佚，參見（清）同治《番禺縣志》卷20引（明）黃佐《廣東通志》）。）晉代廣州之轄境甚廣，當時的中原漢民，很多已經進入嶺南地區(qū)，包括現代客家人聚居地。臺灣柏楊《中國人史綱》說：“四世紀大分裂時代，中華民族從中原南遷，定居在五嶺山脈周圍，因為是僑居身份所以稱為‘客家人’，他們的后裔仍操著三世紀中原的古中國言語，可能是中華民族中血統(tǒng)最純的一支?！北姸嗟难芯勘砻鳎鲿x永嘉之亂后，已經有數量相當的中原漢民南遷至自廣西、廣東到江西、福建的五嶺、武夷山地區(qū)，他們的后裔至今仍操著三世紀中原的古中國言語，是為客家人。宣統(tǒng)《東莞縣志》卷九載：“邑本晉郡，永嘉之際，中州士人避地嶺表，多止茲土，衣冠禮儀之俗實由于此?！庇纱丝芍?，當時東官郡的設置，就是由于晉朝時期的避難嶺南的人口太多，導致人口膨脹。由此也帶來了管轄整個粵東地區(qū)以及粵北粵中部分地區(qū)的與廣州郡平行的東官郡這一行政機構的設置。南遷的士人也帶來了中原的文化?？图蚁让翊罅窟M入現在的惠州、深圳、東莞、河源、韶關、海陸豐、清遠、英德、梅州、潮汕地區(qū)，并與以前就在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進的成分。使得這一片地方，成為客家民系孕育的早期的搖籃之一。

東晉時期，一部分逃亡到五嶺地區(qū)（主要指嶺南地區(qū)）的客家先民，與早先在那里生活的客家先民在那里一起休養(yǎng)生息，語言文化和風俗進一步融合。他們也吸取了百越之族的一些語言、風俗和習慣。而相當一部分南遷的客家先民，則在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的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而生活在這一大片土地上的客家先民，其語言，則帶上了這一片土地原先的色彩。

東晉時期，由于中原客家先民大量南遷，與先前在這里生活的居民融合，客家民系進一步發(fā)展。根據有關歷史資料的記載，客家先民在晉朝末年又大批遷入廣東的沿海地區(qū)?！都螒葜尽肪?載：“嘉應州及興寧、長樂、平遠、鎮(zhèn)平（蕉嶺）四縣并潮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紫金）、龍川、河源、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皆可相同。廣州人謂以上各縣人為客家人，謂其話為客家話?！鼻迥┕盼呐c語言學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卷序言中說：“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及潮之大埔、豐順，其民字晉末逾嶺，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闭绿自诖颂岬搅藭x朝末年，大批的客家先民已經到達廣東沿海地區(qū)。

明朝天順《東莞舊志》之“風俗”條云：“邑在晉為郡，東晉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地嶺南，多留茲土，衣冠禮義之俗，實始于此。唐宋以來，人文浸盛，士尚淳厚，農力稼穡，工不求巧，商不致遠，素稱“易治”。宋元之末，薦罹兵革，世變風移，有非昔比。迨入明朝，聲教廣被，又賴賢令詹勖、盧秉安，相繼以德政化民，家有法律，戶有《詩》、《書》。自二令去后，囂訟始興，間尚智力。然而業(yè)儒者多，士風尤勝。邇年執(zhí)政，能敦化本；士崇氣節(jié)，民興禮讓，淳厚復舊矣。又舊俗：婦女梳妝，與中國不類，邑令吳中命改之，逾月悉革其舊，可驗俗之無難變著者矣焉?！?/p>

明朝天順《東莞舊志》之“氣候”條云：“五嶺以南，通號‘瘴鄉(xiāng)’。然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蔽，嵐氣郁蒸，故為害也深。若乃瀕海之地，氣稍舒泄，則瘴癘亦少。東莞近海，山勢平夷，絕無瘴氣，稱為善地。凡北人僑寓者，亦皆樂其風土。韓昌黎所謂‘居俗既遷，風氣亦隨’。信哉！”

從以上記載可以知道，“東晉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地嶺南，多留茲土，衣冠禮義之俗，實始于此?！本褪钦f，從東晉開始，惠州、東莞、深圳地區(qū)就是中原避難嶺南地區(qū)的主要聚居地。

4．東晉的東官郡與秦朝的龍川郡高度重疊與成為客家民系的重要熔爐與中國客家文化名城深圳1675年的城市史

羅振玉對于流散的敦煌文留心求購拍印，所得文書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遺書照片于1913影印出版《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中記錄：“永嘉大亂，中夏殘荒。保壁大帥數不盈四十。多者不過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由此推測當時北方的漢人最多不過400萬左右。大量的漢人都避難來到了包括嶺南地區(qū)在內的南方地區(qū)。

永嘉之亂以后，中國北方長期陷于戰(zhàn)亂，晉室政權流亡南方，建立了東晉。原先在中原地區(qū)的知識分子、農民、手工業(yè)者、商賈等也紛紛逃亡到南方，其中，大量的北方中原漢民逃亡來到廣東，也造成了廣東地區(qū)人口的急劇增加。隨著東江流域和粵東、粵北地區(qū)人口的增加，需要設立一個最高行政機構來統(tǒng)轄。于是，東官郡誕生了。深圳真正城市的開端應是東晉咸和六年（331）東官郡城和寶安縣城的創(chuàng)建。郡城、縣城在蕪城的基礎上修筑，其遺址疊壓在明東莞所城之西部。南頭古城，是1675年前東官郡城和寶安縣城的所在地，東晉咸和六年（331）分南?？ぶ脰|官郡，析揭陽縣置海陽、潮陽、妥安、海寧四縣，共轄六縣。饒平地域屬東官郡海陽縣。新置縣透露了北方漢民大批進入的信息。東官郡其地包括今惠州、深圳、香港、東莞、河源、海陸豐、潮汕、梅州等廣東東部、南部部分以及福建云霄、詔安等的廣大地區(qū)，表明那時這一地區(qū)的經濟、文化已有相當的發(fā)展，是深圳1671年城市歷史的見證。也是深圳曾經作為粵中、粵東、閩南中心城市的歷史見證。當時，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的百姓，有相當數量的中原南遷而來的客家先民。至唐代為屯門軍鎮(zhèn)，宋代為屯門寨。據《宋書·州郡志》載：“東官太守，《何志》：故司鹽都尉，晉成帝立為郡?！稄V州記》：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領縣六（南朝沈約：《宋書·州郡志》：“東官太守，《何志》：故司鹽都尉，晉成帝立為郡。《廣州記》：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領縣六?！保＜礀|晉咸和六年（331）深圳始置東官郡治和寶安縣治，改鹽官“東官”為行政設置的“東官郡?！睂毎仓蓙碛卸簭V為人知的是，境內有寶山（在今東莞市樟木頭鎮(zhèn)），其山多銀，所以“言寶、得寶者安，凡以康民也。”還有另一種說法：“邑地枕山面海，周圍二百里，奇形勝跡不一而足，而山輝澤媚，珍寶之氣聚焉，故舊郡名以‘寶安'而名”。東晉咸和6年設置東莞郡寶安縣，郡領寶安、興寧等6縣，范圍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州、潮州一帶。在東官郡所轄六縣中，第一個就是寶安縣，縣治與郡治同在一處，系江海交通要沖，海防軍事重鎮(zhèn)。新安故城開創(chuàng)了深圳城市發(fā)展的源頭，成為深圳地區(qū)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中心。由此我們也可知東江流域客家文明的古老。晉朝的東官郡與秦朝時期的龍川郡在管轄范圍上高度重疊，客家民系在秦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壯大。

完成于崇禎十二年（1639）張二果著的《東莞縣志·建制沿革》載：“晉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為四郡)立東官郡，治寶安（在東官場北，即城子崗，今為東莞守御千戶所）?！笨芍瑬|官郡包括了今廣東的東北和東南的廣大地區(qū)，其郡治和寶安縣的縣治同設在今深圳市南山區(qū)南頭古城一帶。所以迄今有明確記載的深圳城市歷史已有1675年。在深圳南頭古城附近和寶安區(qū)西鄉(xiāng)清理了22座東晉墓。西鄉(xiāng)鐵仔山古墓地中出土了3座東晉紀年墓，分別是晉元帝司馬睿的“大興二年”（319）、“大興四年”（321）和晉明帝司馬紹的“太寧二年”（324）。皆在晉成帝司馬衍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之前。紀年的內容為“大興二年六月”、“大興四年辛巳歲宜封侯”、“太寧二年歲甲申宜子孫”等?！拔搴鷣y華”后，大量漢民南遷，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史籍雖然沒有移民深圳的記載，但是，基于迄今深圳還未發(fā)現西晉墓，而從東晉初年其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瓷器、鐵器、銅鏡及裝飾品等又都與中原同步這兩點來看，此時有不少客家先民進入深圳。這22座墓葬至少表明，深圳南頭一帶在公元331年前后人口增長較快，經濟、文化也有相當的發(fā)展，此為深圳地區(qū)曾一度能夠成為粵東南地區(qū)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zhèn)的根本原因。深圳最早的黃氏，是著名的“南粵孝子”黃舒。331年東晉設立東官郡后，他的父親黃教就來到東官郡寶安縣的一個村子。黃舒之“孝”千古留名?！班l(xiāng)曲爭傳黃孝子”，人們將他比作春秋孝子曾參，給他家門掛匾，書“參里”二字，黃宅旁一座無名山，也由此被稱為“參里山”、“參山”，而村名也隨之改為“參里”（今寶安沙井鎮(zhèn)沙井中學一帶）。黃舒死后葬于“大田鄉(xiāng)豬母崗”，就在現在的步涌村大田路旁。

深圳南頭古城屹立于珠江出海口的東岸,有1675年的歷史，可追溯到東晉咸和六年（331）的東官郡城（其地在今南頭古城一帶）。它位于南山區(qū)九街村，占地面積約30萬平方米，城內有九條街和數十處文物古跡?，F地面保存的古城址為明代初年始建的，現仍保留有北城門、西城門、城墻、新安縣衙、觀音閣、風崗書院等遺址，還有南門洞、東門洞、關帝廟、信國公文氏祠、報德祠、東莞會館、聚秀街門樓、育嬰堂、民居等古建筑。2001年11月，為配合南山區(qū)南門廣場的整修，由深圳市文管辦、深圳市博物館、南頭古城管理處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開始在此進行考古發(fā)掘。發(fā)現三國至晉代護壕遺址和大批漢晉時期的文物。南頭古城已于2002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此時，以現惠州、深圳地區(qū)（包括深圳、東莞、惠州、河源、梅州）為中心的珠江東岸地區(qū)，是經濟文化的興盛之地。根據明天順《東莞縣志》風俗條的記載：“邑在晉為郡，東晉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地嶺南，多留茲土，衣冠禮義之俗，實始于此。”在這個時期，深圳、東莞、惠州、河源等地，已經成為南遷中原漢民的聚居地，并且已成為衣冠禮義之邦，成為客家文明的早期孕育之地。

（三）唐朝初年，大庾嶺新路的開通，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三遷

唐代，我國封建社會經濟進入高度繁榮發(fā)展時期，中國與世界各國商貿交往更加頻繁，“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廣州港逐漸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大都會和重要港口。從中原經過江西境內運往廣州的商品必須經過大庾嶺通道。然而，當時大庾嶺山路崎嶇難行的狀況并沒有大的改變，“人苦峻極……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商旅過往十分不便，已不能適應南北交往的需要。于是，唐朝政府決定鑿拓大庾嶺驛路。受命主持這項工程的是客家先賢、韶州曲江人張九齡（676—740年）。張九齡于武則天時進士及第，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詩人，在唐玄宗時歷任要職，曾做過宰相。因家住大庾嶺南面，赴京城科考和做官都要經過大庾嶺古道，因此，張九齡熟悉大庾嶺地形，并對這條古道阻塞的困境有切膚之痛。出于為國家發(fā)展建功立業(yè)和為家鄉(xiāng)人民做點實事的雙重使命感，玄宗開元四年（716年），時任左拾遺、內供奉官的張九齡上書皇帝，建議新辟大庾嶺驛路。玄宗皇帝準其奏，并任其為開路主管。張九齡受命后，即“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進行實地勘測。又乘冬季農閑期間，征調農民服役，抓緊施工，終于開出了一條新道（大梅關）。這條新道全長30多里，路寬5丈，并在路旁植樹，使公私販運大為改觀，于是乎“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大大方便行走與運輸了。由于嶺路的拓寬，使贛江與大庾嶺的水陸聯運更加順暢，因之贛江航運與北江航運的聯系也就更趨緊密了。

贛江航道上還有贛石險灘，即贛縣至萬安之間的十八灘，是舟船航行的一大障礙。凡來往船只均需雇請贛石水工，才能比較有把握地通過。德宗貞元初（785年），虔州刺史路應，“鑿贛石梗險，以通舟道”，使“贛石三百里，沿洄千障間”的灘石航道，更為安全些了。

贛江航道暢通了，北接長江航運，南聯大庾嶺驛路，從廣州經洪州至揚州，轉運河西至洛陽，入關至長安，這條交通主干道便全線貫通，于是南北聯系更加密切，中原經濟文化對江南乃至嶺南的影響愈加明顯。作為這條交通要道必經地區(qū)的虔州，開始有了較大的開發(fā)。

唐初，虔州轄贛、虔化、南康、雩都4縣，太宗貞觀年間只有戶口8994戶（據639年統(tǒng)計）。而到天寶年間（742—755），則增至37647戶，較前增加了四倍多。以舊有的4縣統(tǒng)領顯然顯得太松散，于是就有了新縣之設。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析南康更置南安縣，“以其地接嶺南，人安物阜，謂之南安”。玄宗天寶元年（742）統(tǒng)一全國縣名，因泉州（今福建）有南安縣，改名信豐，取“人信物豐”之義。經濟發(fā)展，人口增殖是南安（信豐）設縣的重要原因。到中宗神龍元年（705），以南安地域過廣，遂割南安縣地置大庾（今大余），以其“當五嶺之一也”，意在加強對梅嶺邊上過往商人的管理。安遠析自雩都，原因是“雩都是以地辟人稀，每有賦徭，動逾星歲”，貞元四年（788），刺史路應奏請析雩都三鄉(xiāng)并信豐一里再置。（羅勇《客家贛州》。）

嶺南經濟的開發(fā)，曾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直至唐代，廣東經濟還比較落后。自唐張九齡開大庾嶺梅關驛道，形成了一條貫穿粵北、連接廣州海運、溝通嶺南北經濟的商路。這—商路對粵北、珠江東岸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據《舊唐書·地理志》載：天寶贛州六縣的人口為27．0245萬人，僅次于洪州（35．1323萬人），天寶年間（742-756年）廣東韶州人口也增長很快，有3．1萬戶，其他地區(qū)增長則較慢，潮州程鄉(xiāng)縣（含現在的梅縣、大埔、蕉嶺、平遠）有0．18萬戶，福建汀州有0．533萬戶，可以看出，贛南人口在閩粵贛三角地區(qū)遙遙領先。唐玄宗天寶年間，梅關古道直通的廣東韶州以及所管轄的六縣（南雄、始興、曲江、樂昌、翁源、仁化），戶數達到3.1萬戶，人口密度遠遠超過了廣州。以后雖然由于戰(zhàn)亂人口有時驟減，總是在很短時間內恢復，顯然是大量移民（包括大量的客家先民）涌入的結果?？梢哉f，韶州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搖籃之一。韶關大學余伯禧、林立方在《當代改革浪潮中的韶關客家人》中寫到這樣一種語言現象：“南雄、仁化、樂昌有70萬左右的人講韶關土話，土話歸屬何種方言，專家們尚未有定論，但與客家話很相近，……應該說韶關土話實際上是最早遷入粵北的客家先民的語言，當屬客家話。實際上韶關三大方言中，講客家話的有146萬人，講韶關土話的有71萬人，講白話的有30萬人。如果把韶關土話也歸屬為客家話是成立的，那么，客家人就有217萬，占韶關總人口的80％以上。”（《客家人面臨時代的挑戰(zhàn)》香港經濟導報社出版第19頁。）

唐宋以前，嶺南在建制上雖設郡縣，但是很不嚴密，很多越人還在山洞聚居，“磧樹為塞，刀耕火種，采山獵原嗜欲不類”生產水平落后，人口發(fā)展緩慢，據史料記載。唐天寶十三年（754年），循州（今龍川，和平，興寧，五華，連平等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0.25戶,龍川在當時屬于循州，如果按現在龍川的地理面積（3089平方公里）計算，則唐天寶十三年（754年）龍川有770多戶，每戶以4人計算的話，龍川有人口三千多人。就這個數字來看，當時龍川還是比較少人的。

這段時期，盡管珠江東岸地區(qū)人口較少，但是隨著大庾嶺新路的開通，這個地區(qū)的客家先民遷入數量不斷增多，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

（四）安史之亂、黃巢之亂后，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遷。客家先民逃避海外至泰國等東南亞地區(qū)者頗眾

880—1126年，“受黃巢事變影響”而開始，客家先民離開豫皖鄂贛等住地，遷居贛東南、閩西南、粵東北等地區(qū)，此為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四遷。

如果說，安史之亂引起的北民南徙的遷入地主要在江淮和贛中贛北，那么，唐朝末年農民戰(zhàn)爭帶來的移民則是大量進入到現代客家人聚居地了。下面，就讓我們來對這一過程作些具體的闡述。

　 經過安史之亂的打擊，唐朝從此由盛轉衰，朝政亦日趨腐敗。唐朝后期，宦官在中央掌權，藩鎮(zhèn)在地方割據，社會更加黑暗。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大土地私有制不斷發(fā)展，均田制已遭破壞。到唐末，大量土地集中于貴族、官僚之手，而全國半數以上農民失去土地，大批農民淪為逃戶。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潼關以東直到海濱的廣大地區(qū)遭大旱，小麥只有一半收成，秋糧幾乎顆粒無收。入冬，農民只得吃草根、槐葉，很多人餓死。災情這樣重，官府卻照樣催逼賦稅，加緊剝削，致使階級矛盾迅速激化。當時，山東一帶就流傳著一首歌謠說：“金色蛤蟆爭努（怒）眼，翻卻曹州（今山東曹縣北）天下反”。這預示著一場大規(guī)模的起義風暴就要來臨。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濮州（今山東濮縣東）私鹽販王仙芝首先在長垣（今屬河南）起義，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tǒng)”，發(fā)布檄文，聲討官府的黑暗和賦役的沉重。冤句（今山東曹縣北）人黃巢起兵響應，隊伍發(fā)展到數萬人，在王仙芝、黃巢領導下出山東，轉戰(zhàn)淮南荊襄間。王仙芝不幸戰(zhàn)死，黃巢成為起義軍的領袖，展開了更大范圍的流動作戰(zhàn)。農民軍先南渡長江進入江西，進軍虔（贛州）、吉（吉安）、饒（波陽縣）、信(上饒)等州。又轉抵浙東，開仙霞嶺700里山路進入福建。接著攻占廣州，稍事休整后揮師北上，向長安進軍。到荊門（今屬湖北）時受阻，又轉戰(zhàn)到江西。調整部署后，由采石（今安徽馬鞍山西南）渡長江北上。攻下東都洛陽，又西破潼關，直入長安。起義軍的紀律好，民眾夾路觀看，一點也不驚慌。黃巢的將領向民眾宣告說：黃王起兵，是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愛惜你們，大家應當照常安居樂業(yè)。黃巢在長安即了帝位，國號大齊。

　 因為起義軍流動作戰(zhàn)，沒有建立根據地，不能鞏固戰(zhàn)果。起義軍打了很多勝仗，但并沒有完全解決唐朝的主力部隊。在黃巢稱帝的同時，唐朝已調集各路兵馬，包圍長安，使長安城里的糧食供應發(fā)生了嚴重困難。

　僖宗廣明二年（881年），黃巢派兵進攻鳳翔，想要打開被包圍的困境，但被唐軍打敗。這時，起義軍的組織已經渙散，手中有實力的各部首領開始各自為戰(zhàn)，不聽黃巢的指揮。原屬起義軍的朱溫，率領部下叛投唐朝。唐朝又招來李克用的沙陀兵，配合作戰(zhàn)。李克用于883年從山西省北部渡過黃河，攻下一些州縣后，逼近長安。黃巢率領起義軍殘部往東退到河南，戰(zhàn)斗了一段時間，又退到山東。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黃巢被圍困于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起義失敗。

　這次起義前后經歷十年，轉戰(zhàn)半個中國，對社會的震蕩是空前的。起義失敗后，緊接著是藩鎮(zhèn)之間的相互攻戰(zhàn)和并吞，搞得國無寧日，這一情況在唐朝統(tǒng)治的中心區(qū)域——北方顯得更為激烈。不堪忍受戰(zhàn)爭之禍的廣大人民，只有避難逃亡。因此，由安史之亂造成的人口流動趨勢一直在延續(xù)著。

　黃巢農民軍雖然兩次進入江西，但均系流動性的，停留的時間很短，且波及面不大。第一次進軍路線是：由北渡江至江州（九江），至洪州（南昌），再沿著贛江邊至吉州、虔州；然后原路北返至洪州，又東折饒州、信州，再往浙江東而去。第二次由浙江進至饒州、信州，很快便北往安徽方向流走了。對于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qū)，幾乎沒有造成大的危害。所以，相對于中原和江淮來說，江西仍是較為平安的區(qū)域，吸引了不少北方流人來此避難。如，贛境腹地的泰和縣，當唐末戰(zhàn)亂之際，“四方大姓避地者輻輳而至，曾自長沙，張自洛陽，陳、嚴、王、蕭、劉、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齒之繁，遂倍蓰于舊?！?/p>

　處于“地大山深”中的贛閩粵三角區(qū)，受戰(zhàn)爭影響更小。因為農民軍在由浙江往福建、廣東的流動過程中，越仙霞嶺而直插建州，攻克福州；爾后循著漳州、潮州向廣州方向流動。攻克廣州后，因不服水土，又回軍北上，經湖南、湖北而入中原。其進軍路線均在贛閩粵三角區(qū)外圍，這一區(qū)域可說是相安無事，堪稱樂土。于是，大批移民從中原、江淮、荊襄乃至贛北贛中進入這一地區(qū)，成為了“客家先民”。而贛南處于贛閩粵三角區(qū)的北部，得接納北來漢民之先，又成了“客家先民”南遷的重要一站。羅香林所言“其地址踞閩贛要沖，客家先民，大抵本自中原南下徙贛，再由贛徙閩，復由閩徙粵，其與寧化石壁發(fā)生寄居關系”，說對了一部分。

由于安史之亂（755—763）和黃巢起義（875）的影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過贛閩、贛粵、湘贛間隘口向廣西、閩西、粵東、粵北、粵中、江西轉移，與先前到達這里的客家先民交融，相似的語言、風俗等，進一步促進了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客家民系發(fā)端孕育于秦漢時期，形成于唐朝。陳弦章認為，魏晉南北朝因動亂而自由移民之士族給南方注入新文化，客家民系在唐前期初步形成。唐末動亂導致客家民系播遷。筆者基本贊同陳弦章的觀點。

“安史之亂”導致的這股洶涌澎湃的遷移大潮延續(xù)至五代十國，乃至北宋，歷時90年。

唐朝時期，由于戰(zhàn)亂，已經有大批客家先民到達泰國。據史料記載：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黃巢起義軍攻進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兵荒馬亂，中國人逃避海外至泰國等東南亞地區(qū)者頗眾。今天，南洋華僑把祖國叫做唐山，淵源就在于此。

（五）金兵南下，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五遷

金兵南下，不少江西、廣東的客家人以及南來的北方群眾逃難進入福建閩北、閩西地區(qū)，人口爆棚之后，又往南遷徙。下面以梅州的人口變化來說明這一點。梅州的人口發(fā)展，呈贛南和閩西的一般規(guī)律，但其高峰期較晚，是由于其大量人口是從贛南閩西遷入所致，據清《光緒嘉應州志·食貨》載:“潮州，梅州舊戶屬潮州籍，開元戶一千八百?！睋缎绿茣さ乩碇尽份d:潮州領海陽、潮陽、程鄉(xiāng)3縣，均為中下縣，天寶間(742一750年)有4420 戶，26745 口，按三縣平均，每縣1500戶左右。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 至雍熙四年(987年)有主戶1201戶、客戶367戶，合計1568戶。宋熙寧八年(1075年) 至元豐三年(1080年)有主戶5824戶，客戶6548戶，合計12372戶。客戶占53%。元豐年間比雍熙年間人口增長近7倍。后因宋、元交戰(zhàn)，人口大減。南宋末，梅州成為南方抗元義軍的重要根據地。文天祥勤王，征募大批梅州義兵，而后失敗，梅州人民被牽連而遭元兵殺害和逃亡，致“兵敗后，所余遺子，只楊、古、卜三姓，地為之墟。”元大德七年(1303年)僅存2478戶、14865 人。宋元之間，汀州人口形成高峰，其人口密度 “成為贛閩粵邊三角地區(qū)之冠。”從而不斷往粵東遷移?！豆饩w嘉應州志》載:“梅人在南宋后，即迭遭災燹，土著逃亡，僅存一二。閩之鄰粵者，相率遷移來梅，大約以寧化為最多。所有戚友詢其先世，皆云石壁鄉(xiāng)人?！庇捎谮M南、閩西大量客家人的入遷，使梅州人口數直線上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1686戶、6989人。明永樂十年 (1411年)有2617戶、10769人。明嘉靖十一年 （1532年)增至3099戶、38366人。據《嘉慶一統(tǒng)志》載，嘉慶二十五年 (1820年)嘉應州及所屬四縣原額丁口52180人，而滋生丁口為1314050人。此外屯民丁口有19170人，總計1385400人。如此眾多的衍生人口，使嘉應州當時的人口密度達到每乎方公里135人，僅次于廣州、潮州、高州三府，居廣東全省第四位。明清時期梅州地區(qū)由于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如“遷海令”的頒發(fā)，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等因，以及人口的增加，使這一地區(qū)成為既是聚居中心，又是擴散中心。根據《梅州僑史》等最新統(tǒng)計資料表明，分布于海外84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客家人有1049余萬人，而屬梅州籍的有290多萬人……占整個海外客屬同胞的近30%。據有關資料載，閩西只有16.37萬人 (1987年底數)，贛南20多萬人。而遷中國內地的客家人也是以梅州為最多。但是再往上追溯，就會發(fā)現這些海外客家人的祖居地，大部分是來自江西、福建。

寧化、廣東及臺灣《黃氏族譜》：南陸公的23世孫淵公，官至中州舍人，遷居江夏（城西）；92世侃公，由江夏遷光州；98世裳公，由光州遷邵武和平（有作禾坪）鄉(xiāng)，為入閩始祖；至119世峭山公，仕宋，初授江夏太守，后遷平章閣直學士兼弄部尚書。共三妻二十一子，公衍各地。120世峭山之子名化（亦叫寧），由邵武遷居寧化石壁村，稱“寧化”公，登宋進士，官至廣東刺史。后裔多為官于閩、粵而就地立基。至126世潛善，登宋進士，官至尚書左仆射。生子九，因金兵南下，命九子避亂遷徙各地。第四子久盛，居汀州歸化，生子二，長黃廷，居寧化石壁，生子昌禧，其孫名十九，移居大埔。第五子久養(yǎng)（一百二十七世），舉孝廉，居寧化，生子二：伯、僚：黃僚創(chuàng)居梅州，支分鎮(zhèn)平、平遠、興寧、長樂、連平、河源、龍川、惠來、澄海、潮陽、揭陽、又分開平、肇慶府屬等。第九子久興，創(chuàng)居惠州，支分長樂、興寧、海豐、陸豐、博羅、永安、揭陽、后裔續(xù)衍廣州、連州、高州、南韶、中正、石溪、嘉應、羅定、東安、西寧、陽山、連山等處。《河婆風土志》則載：傳至潛善公時，因金兵南下，命九子避世擇地，第四子久盛，移福建石壁村，后遷湯坑，至金國公，攜子崇富、崇貴可婆坪上開基。（ 來源:客家祖地網 http://www.hakkaroot.com）

李氏火德公的另一支后裔李義從福建汀州移居清流縣(今福建省西部，九龍溪流域)上寨馬。其后人李敏因避金兵之亂，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遷居循州府長樂縣(今五華縣)紫金山下，后因建縣城再遷玉茶塘村?；鸬鹿牡谄呤览罡?，因打死地方官員，改名李高祥攜4個兒子從長樂流落歸善縣。其第三子改名李梅軒落腳歸善縣水口約保和社東里都萬年村，成為該地始祖。其長子李秀實仍返長樂，他的后代李可成(火德公第十四世)由長樂玉茶橫陂墩巷遷到歸善縣良安約下窩村(今屬良井鎮(zhèn)矮光管理區(qū))開基創(chuàng)業(yè)。其子李潮佩遷居烏坭埔(今屬惠陽縣永湖鎮(zhèn))。另一子李潮源遷居該鄉(xiāng)大元壩村，其孫遷居梁化洋坑角?；鸬鹿谑览罘ㄙe由長樂石陂原鄉(xiāng)遷居歸善縣三棟頭雞仔嶺(今屬惠城區(qū)三棟鎮(zhèn))，其孫李茂松遷至吊瀝開基(今屬惠陽縣永湖鎮(zhèn)吊瀝管理區(qū))，另一孫子李勝松則遷居淡水長興約鴉鵲水圍河背(今屬惠陽縣新圩鎮(zhèn))，其曾孫李梓昌遷居良井矮光。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陳氏后裔陳魁率族人93人從江西移居福建寧化、上杭。南宋時，陳魁的曾孫陳二郎、陳三郎遷居廣東梅州；其后裔散居廣東省的大埔、興寧、長樂、龍川等地。

梅州市大埔縣位于廣東省東北部，西接梅縣，南鄰潮汕、饒平，東北與福建交界，全縣廖姓有3萬多人，為大埔縣大姓之一。按福建杭永始祖為1世，傳昌公為2世，昌公生三子，長子徹公，次子政公，三子敏公，為3世。后徹、政、敏三房裔孫分流各地，辟基繁衍。其中徹公2世孫百一郎為避戰(zhàn)亂，于宋末從福建遷居潮州海陽縣(即今大埔縣)長教村開基創(chuàng)業(yè)，成為大埔縣廖氏的開基祖。至今已有700多年，衍傳29代。百一郎的子孫分布在大埔境內的有：湖寮鎮(zhèn)的長教、莒村、長新、黃坑(即今龍崗)；三河鎮(zhèn)的深渡、五豐；平原鎮(zhèn)的平原、北坑；銀江鎮(zhèn)的葛藤坪、昆侖、坪上；洲瑞鎮(zhèn)的三洲坑、排頭；高陂鎮(zhèn)的鳥槎、黃泥凹；桃源鎮(zhèn)的上墩、尖山下等地。后裔遷居省內外和海外的很多。單就海外來說，定居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地的裔孫就已超過萬人。（來源:“客家風情網”之《中國廖氏族譜資料》。）

金兵南侵，占領中原，攻陷汴京，滅亡北宋，高宗倉促南渡。在戰(zhàn)亂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隨高宗走東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帶；另一部分隨隆祐太后走贛南，在隆祐太后自贛南回臨安后，不少人南度大庾嶺，寄寓南雄，或直接南下，進入嶺南地區(qū)。據研究，東莞有78姓，寶安有6姓的族譜，都記載他們的先祖避亂遷居南雄珠璣巷，后來陸續(xù)南下，如：深圳南山區(qū)白石村、福田區(qū)梅林村鄧氏：北宋末年遷入東莞錦田，即今香港錦田，子孫支派分衍新安、東莞，今福田、羅湖鄧氏都自稱錦田鄧氏。深圳寶安區(qū)沙井燕村陳氏，北宋末避金兵，遷南雄珠璣巷，后遷東莞歸德場涌口里，即今寶安沙井。深圳寶安區(qū)松崗鎮(zhèn)沙浦村、羅湖區(qū)蔡屋圍蔡氏，始祖汀州，遷南雄，居柯子里珠璣巷，宋末蔡安徙靖康場。深圳龍崗區(qū)坪山鎮(zhèn)三家村彭氏：北宋末避金人亂先遷廣東東莞。 ……

香港新界彭氏，原籍江西廬陵。北宋年間，彭延年為潮州知事，后居潮州揭陽縣浦口村。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延年公六子遂居各地：其五子遷居廣東東莞，開基立業(yè)中公遂為東莞彭氏始祖。（公兩傳至桂公，在南宋年間，攜子然居新安境內，以稼穡開基，初居龍山，后因鄧氏與其為鄰，并僭龍山地區(qū)，故該地彭氏遂徙居樓：明萬歷年間，復徙居粉璧嶺，立圍居住。然公生三子，為粉嶺彭氏三大房。彭氏初居粉嶺樓，明朝在附近建粉嶺圍，至今已有七百多年）。

（六）南宋末年元軍的血腥屠殺，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六遷

汀州所轄北部數縣及贛南的寧都、石城地區(qū)。在南宋時期都達到人口最高峰。宋寶祐年間，汀州人口120萬人，是清以前的人口高峰。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人口12.9萬人，到寶祐的278年間，增長9.3倍，如此的增長速度，土地的開墾難以適應，造成人口相對過剩，出現人多地少的問題。這里已不是原來的“地曠人稀”了，特別是寧化，人口從宋初的一萬余人，增加到南宋的十多萬人，土地開墾有限，生存空間相對小了，如小小的石壁村，就住過40多姓的人，有三十六寨，七十二棚之稱，說明人口密度非常高。而在這同時，閩西南和粵東，卻仍然“地曠人稀”，特別是抗元后，人口稅減，生存環(huán)境更為廣闊，誘使外地人遷入。人流猶如汀江水流，順流而下，注入韓江。

南宋末年，元兵于景炎元年（1276）攻陷南京，揮戈南下，迫使南宋朝廷和官宦向福建方向轉移，使以前逃難到江南地區(qū)的中原人和大批江淮地區(qū)的平民百姓也被迫向嶺南轉移，循州、惠州的人口也增長了幾倍。

元軍南下，韶關民眾大量南遷進入惠州?！痘葜莞尽吩疲骸芭f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將至，中元節(jié)預十四日薦祖，次日避兵，故居惠，猶循其俗”，則又有來自南雄一族矣。而亦皆純客語也。這也是元朝時期惠州“府城中多正音”的原因。這里的正音，就是漢族客家話。南宋時期,惠州府的人的祖先相當部分居住在南雄。再推之，南宋時期，韶關、南雄一帶是流行客家話——即夏語。

現定居于梅江流域的客家，素有“先客”、“后客”之分。南宋以前遷來者為“先客”；元以后遷來者為“后客”。南宋以前，梅江流域的客家人大部分陸續(xù)衰亡或轉徙，其后裔延續(xù)至今者已寥寥無幾。據鎮(zhèn)平縣（今蕉嶺縣）黃釗著《石窟一征》載：“鎮(zhèn)平無北宋以前先客……，今邑中舊族，南宋來者亦復寥寥?！背霈F這種情況，是因宋元間曾經有過一次大動蕩。南宋末，元兵南侵，原梅州先客有的被迫轉徙他處，有的響應文天祥招集義兵，參加抗元。勤王兵敗后慘遭元兵殺害。父老相傳，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失敗后，只存卓滿一人?？梢?，元兵南侵，致使梅江流域先客瀕于絕滅。元以后，地廣人稀之梅州，遂成為客家再一次轉徙之目的地。據《嘉應州志》載：“地為之虛，閩之鄰粵者相率遷移來梅，大約以寧化為最多?！庇州d：“今之士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來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語言皆以汀贛為近……”。又黃遵楷撰《先兄公度事實述略》一文中說：“嘉應一屬，所自來者，皆出自汀州之寧化石壁，征諸各姓，如出一轍。”

文天祥、張世杰等起兵抗元，轉戰(zhàn)閩贛粵三角地帶。閩西，贛南的客家子弟紛紛響應，隨著文天祥到達粵東梅州，有18個姓氏的人員便留居梅州地區(qū)。梅州地區(qū)，大部分姓氏的族譜記載，他們的祖先都是從寧化石壁遷來的。宋末元初，這個時期，轉移來的最多。（來源：2003年12月10日，砂拉越河婆同鄉(xiāng)會青年團于母會會所舉辦由中國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理事兼廣東省僑務辦公室處長王明惠主講“客家歷史和文化”專題演講。）我們可以發(fā)現，由于元軍南下，梅州等地的粵東客家話，可以說是江西、福建、廣東三地客家話的匯聚交融之語，這就是地方志書上說的粵東音。

1276年底，南宋朝廷退入廣東、元兵接踵而至，廣東各地軍民開展了三年的抗元斗爭。南宋丞相文天祥率兵進入琴江，并于南嶺駐兵八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曾收復惠州。后因元兵勢大，壓境而來，文天祥撤出南嶺，后在海豐縣北五嶺坡被俘。在這場抗元斗爭中，東江流域和粵東、粵北地區(qū)人民慘遭元兵殘殺，許多人被迫進行新的逃難。

南宋末年，元兵攻陷臨安后，張世杰等人先后擁立趙晸、趙昺為帝，行朝君臣率領十余萬江、淮、浙、閩軍民，從福建沿海轉戰(zhàn)至潮州、惠州、廣州沿岸，歷時兩年之久，最后覆滅于新會崖門。大臣陸秀夫背著少帝趙昺，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后，跳海殉國。包括南宋遺民和趙宋皇室子弟在內的10余萬民眾流亡閩、粵、贛、瓊各地，部分趙姓皇室逐漸融入客家先民之中。不少余眾藏匿于廣東沿海各縣，一部分進入海島和珠江三角洲繼續(xù)抗爭。此外熊飛率領的抗元軍隊在粵北作戰(zhàn)，失敗后余眾南逃沿海地區(qū)；文天祥所部在海豐失敗，也有一部分在沿海落腳。這就形成了嶺南特別是沿海地區(qū)的又一次移民高潮。這是中國歷史上向嶺南移民的第六次移民高潮?，F在已知在這次移民過程前后直接由全國各地遷入深圳地區(qū)的家族有：福田區(qū)黃氏：南宋初從廣東東莞遷入。羅湖區(qū)洪氏：宋末從廣東梅州遷入。寶安區(qū)沙井鎮(zhèn)陳氏：北宋時從江西廬陵遷入。深圳南山區(qū)后海村、梅林村、西麗鎮(zhèn)珠光庵前村、寶安區(qū)龍華鎮(zhèn)大船坑村鄭氏：宋末先遷福建上杭。寶安長表劉氏，宋末從南雄遷入。深圳龍崗區(qū)布吉鎮(zhèn)、坪山鎮(zhèn)馬西村，寶安區(qū)觀瀾鎮(zhèn)君子布村，南山區(qū)白芒村張氏：宋末先遷福建寧化縣石壁鄉(xiāng)。深圳龍崗區(qū)坪山鎮(zhèn)曾氏：宋末先遷廣東長樂縣。深圳龍崗區(qū)坪山鎮(zhèn)、坑梓鎮(zhèn)、大鵬鎮(zhèn)、寶安區(qū)西鄉(xiāng)鎮(zhèn)、伶仃島等地黃氏：宋末先遷廣東梅州。深圳龍崗區(qū)坪地鎮(zhèn)石灰圍、洞高蹺、橫崗鎮(zhèn)、寶安區(qū)松崗鎮(zhèn)江邊村等地肖氏：宋末先遷廣東梅州。深圳龍崗區(qū)坪山鎮(zhèn)赤凹村巫氏：宋末先遷廣東興寧縣。寶安長表劉氏，宋末從南雄遷入。

（七）元末明初，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七遷

嘉靖《興寧縣志》這樣描述該縣明初以后鄉(xiāng)村社會的居住習慣：“國初兵后，邑荒墟。后漸實以汀、吉、撫州之民，城中皆客廛。土人喜村居，曰宜田也。父子必分異，為子買田一莊，田中小丘阜，環(huán)蒔以竹，竹外蒔棘，代藩籬（俗呼棘曰勒）。數歲成茂林，作宅其中，前必大作魚塘。高岡遠望，平疇中林麓星列，環(huán)居皆田。子草角馬巨，出之子數人，人自為宅，雖一子亦無同居者，欲其習勞食力。相去或數十里，疾痛不相聞，邂逅相見如賓?！保ǎ尉福杜d寧縣志》卷四《人事部·風俗》，上海書店1999年影印本，第1218頁。）該縣鄉(xiāng)居民眾“父子必分異”，“雖一子亦無同居者”的情形，作為風俗被縣志所記載，應當是當時興寧縣普遍存在的聚落形態(tài)。也說明了明朝初年興寧之縣城之民大多來自汀州、吉州、撫州之事實。由此可知，明朝初年的興寧縣城之民的祖先，參與創(chuàng)造了歷史上無比燦爛的臨川文化和廬陵文化。

（八）清軍南下、太平天國運動，珠江東岸地區(qū)客家發(fā)展史上的客家先民第八遷

1645—1867年，因“受滿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響”而開始，客家人自閩粵贛三角地區(qū)遷至粵中和沿海以及臺灣，或桂黔，或湘鄂川康。從1867年開始，受太平天國等事件的影響，客家遷至廣西南部、海南島或海外?？图胰吮黄冗w徙、定居與再遷徙不是憑借暴力，不是以其他人類群體的流血甚至滅種來換取本群體的生存。閩粵贛地區(qū)原來居民稀少，如此條件也使得沖突難于發(fā)生?？图胰嗽诙ň拥貜氖罗r商或其它行業(yè)，活躍了經濟，建設了新住地?？图胰说倪w徙是人類群體的良性遷徙，也是人類群體和平遷徙的典范。同時，此種遷徙表現了客家人的勇敢機智與創(chuàng)新開發(fā)的精神。他們保持了原有的先進文明，又善于適應新異環(huán)境，能與當地居民互相融合，彼此通婚，共同建設。客家人的遷徙不僅未曾破壞社會生產力，反而加速了定居地的社會發(fā)展。廣東客家人承傳了中華民族的很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并在嶺南發(fā)揚光大。以客家人為榮的朱德的祖輩就是在這一次遷徙時，從韶關移居四川的。

在1866年以后，由于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國失敗后，許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壓力下，紛紛向地理位置偏遠的南方，甚至向東南亞等海外地區(qū)遷徙。

清代咸豐年間的大規(guī)模的“土客械斗”發(fā)生后，殖民當局也與當地的邪惡勢力勾結，把械斗中俘獲的客家人當作“豬仔”而賣至異域。民國《赤溪縣志》卷八載：“至（同治）三年三月，（客家人因當地土人追殺），染疫死者逾二萬人。所余之眾，因食不繼，遂各分途潛往赤水，及赤水田頭，有為土人所擄者，于殺戮外，則擇其年輕男子，悉載出澳門，賣往南美洲、秘魯、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曰‘賣豬仔’?！保S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2007年10月第一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二、珠江口東岸地區(qū)的嶺南客家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

以東江流域惠州、深圳、河源、東莞為中心的東江嶺南客家文化，是原東官郡核心地域的主流文化。形成了一支不同于嶺北客家的客家民系——循衍民系，客家民系的一支，原來劃作客家方言的粵臺片。所以名曰“循衍”，即是以古循州為中心，播衍四海的客家支系。他們是客家民系之中，同時具備嶺山、海洋兩種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循衍文化是指粵臺片客家的文化。

改革開放前，深圳地區(qū)的原住民主要是客家人。改革開放之初，五湖四海的人們來到深圳創(chuàng)業(yè)，廣東省內外也有大量的客家人來到深圳創(chuàng)業(yè)。目前，深圳的原住和常住的客家人數達到400萬人左右，深圳成為新時代的客家文化的大熔爐。深圳古代的行政設置始于漢代。深圳的南頭在漢武帝時，為全國二十八處鹽官之一番禺鹽官的駐地，史稱“東官”。漢、三國時期嶺南兩鹽官之一，曾為漢武帝鹽鐵富國、打敗匈奴作出過大貢獻。三國吳甘露元年（265）于東官設司鹽都尉，始建壘城“蕪城”，深圳古代的行政設置始于漢代。這是深圳古代所建最早的城。深圳自古以來就是廣東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深圳市最早的前身為寶安縣。真正城市的開端應是寶安作為縣建制于公元331年（東晉咸和六年）創(chuàng)建。朝廷置轄地六縣的東官郡，轄地大概為今天的深圳市、東莞市和香港以及整個粵東地區(qū)，郡治在寶安縣（南頭）。東官郡為東晉以來廣州周圍重要的大郡之一。西晉永嘉之亂后，已經有數量相當的中原漢民南遷至自廣西、廣東到江西、福建的五嶺地區(qū)，他們的后裔至今仍操著三世紀中原的古中國言語，是為客家人。宣統(tǒng)《東莞縣志》卷九載：“邑本晉郡，永嘉之際，中州士人避地嶺表，多止茲土，衣冠禮儀之俗實由于此?！庇纱丝芍?，當時東官郡的設置，就是由于晉朝時期的避難嶺南的人口太多，導致人口膨脹。由此也帶來了管轄整個粵東地區(qū)以及粵北粵中部分地區(qū)的與廣州郡平行的東官郡這一行政機構的設置。南遷的士人也帶來了中原的文化?？图蚁让翊罅窟M入現在的惠州、深圳、東莞、河源、韶關、海陸豐、清遠、英德、梅州、潮汕地區(qū)，并與以前就在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進的成分。使得這一片地方，成為客家民系孕育的最早的熔爐之一。

原東官郡管轄的這一大片土地歷來是至今仍然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至南朝宋元嘉三年（426）擔任東官太守的阮長之，是當時著名的良吏。南朝梁東官太守陳伯紹，是位能戰(zhàn)善治的將軍，死后，百姓立祠紀念他，陳霸先即帝位后，被尊為王。公元590年（隋開皇十年），廢東官郡，寶安縣改屬南?？ぃh治在今深圳南頭。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寶安縣更名東莞縣，縣治遷往東莞，于南頭設屯門軍鎮(zhèn)。屯門鎮(zhèn)是唐、宋嶺海軍事重鎮(zhèn)。唐玄宗天寶二年（743）冬，“海賊”吳令光等攻陷了永嘉郡（今溫州市），南海太守劉巨鱗率屯門鎮(zhèn)兵，會同其他幾路大軍打敗了吳令光。宋朝時期，深圳是南方海路貿易的重要樞紐，而且是食鹽產區(qū)，香料也很出名。南宋末帝轉戰(zhàn)珠江口一帶時，在海豐五坡嶺被元軍所俘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三過零丁洋，看著宋朝海軍最后一戰(zhàn)全軍覆沒，留下千古絕唱《過零丁洋》詩。至元朝，又以出產珍珠著名。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內設立了東莞守御千戶所及大鵬守御千戶所。公元1565年，又在南山半島設立了廣東六大水寨之一的南頭水寨，為一龐大的軍事機構，是“虎門之外衛(wèi)，省會之屏藩”，管轄與牽制范圍東至潮汕，西至上下川，南至大洋。有600多年歷史的南頭古城，曾是廣東省東南的政經重鎮(zhèn)，也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區(qū)的政治中心。元末，嶺南騷動，群雄并起，東莞人何真經歷失敗的教訓，在筍崗東山再起，最終統(tǒng)一了嶺南。朱元璋建立大明，何真又義歸大明，使嶺南百姓避免了戰(zhàn)爭的浩劫。何真功封東莞伯，成為嶺南一代著名賢臣。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為新安縣。公元1573年（明萬歷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轉危為安”之意，擴建東莞守御千戶基地，建立新安縣，并建縣治于南頭，轄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區(qū)域。經濟以產鹽、茶葉、香料和稻米為主。明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汪鋐，奉明廷之命，駐扎南頭城，依靠當地軍民，抗擊入侵東莞縣屯門的佛郎機（葡萄牙），后官至兵、吏兩部尚書。是我國最早率軍民抗擊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和最早引進西方先進武器的要臣，也是我國“師夷之長技以馭夷狄”的第一人。南頭水寨參將湯克寬駐扎于南頭城，訓練水軍，抗敵愛民，捐奉修橋辦學，在抗擊倭寇入侵的戰(zhàn)爭中立過汗馬功勞，其名僅次于戚繼光和俞大猷。在抗擊番彝、倭寇的戰(zhàn)爭中，東莞所的正千戶袁光、顧晟、萬里、李茂材等將領，均血灑疆場，壯烈捐軀。明天啟三年（1623）紅毛彝（荷蘭入侵者）從佛堂門闖入庵下，新安知縣陶學修率軍防守，紅毛彝乃退。明末清初，張家玉與陳文豹散盡家財起而抗清，曾三攻東莞、兩陷新安、四守西鄉(xiāng)。陳文豹、張家玉戰(zhàn)死后，部將李萬榮駐守大鵬古城、七娘山，堅持抗清達十三年之久，為古代深圳最壯烈、最持久的義舉。清朝初期，政府實行沿海省份內遷50里的“遷界”之舉。新安縣三分之二土地曾一度納入東莞縣。公元1669年（清康熙八年）復置新安縣，至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再復原界。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九龍海戰(zhàn)，參將賴恩爵（客家人）率軍抗擊英軍，取得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的首勝，賴恩爵獲道光皇帝賜“勇士”之稱號。隨著戰(zhàn)爭的擴大，清廷奉行投降政策。鴉片戰(zhàn)爭以失敗告終，公元1842年（清道光二十四年）7月24日，中英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香港島被英國占領。中國歷史從古代史進入近代史。公元1860年（清咸豐十年）1月11日，九龍半島因《北京條約》而被迫割讓給英國。公元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又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租給英國99年。至此，原屬新安縣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脫離其管轄，深圳與香港從此劃境分治。英夷兩次在珠江口點起鴉片戰(zhàn)爭之火，林則徐、關天培、賴恩爵、陳桂籍等民族英雄均在此大顯身手，寫下可歌可泣的、悲壯的抗英愛國詩篇。1900年孫中山（廣東客家人）領導的三洲田起義爆發(fā)，起義隊伍曾發(fā)展到2萬人，起義軍隊伍絕大多數是客家人，打響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槍。省港大罷工、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等，也藏龍臥虎，風起云涌，許多名人如蔣介石、周恩來、葉劍英、陳郁等也在深圳留下足跡。公元1913年，廣東省新安縣復稱寶安縣，縣治仍在南頭?？谷諔?zhàn)爭時期，南頭淪陷，寶安縣政府臨時遷往東莞縣。日寇入侵華南，廖承志、林平、曾生等深圳客家人組建抗日隊伍，使東江縱隊（參與者絕大部分為客家人），成為華南抗日的一面旗幟，為廣東的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53年，因深圳聯接廣九鐵路，人口聚居較多，工商業(yè)興旺，寶安縣治東遷至距南頭10公里外的深圳墟。1980年深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

古代的深圳以產鹽、采珠、養(yǎng)蠔和植香著稱。深圳產鹽的歷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1958年，在大鵬半島的咸頭嶺沙丘遺址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了古人留下的制鹽遺址。在漢代，由于國家國力強盛，鹽田地區(qū)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當時產鹽業(yè)已十分發(fā)達。到宋、元、明、清時期，沿海一帶的產鹽業(yè)有了新的發(fā)展。歷史上留下了許多以鹽字起首的地名，如鹽田、鹽田墟、鹽田坳、鹽田徑等，從而印證了歷史上這一地區(qū)的制鹽業(yè)盛極一時。宋開寶四年（971），設官富鹽場（在今香港九龍，包括鹽田、疊福等分場），為廣東十大鹽場之一。北宋時東莞縣（含今寶安縣）境內設有四個鹽場：東莞場、歸德場、黃田場、官富場。據考證：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門等地，東自沙頭角以至九龍灣沿岸各地，皆為產鹽區(qū)。據香港學者蕭國健教授考證，九龍、新界這一帶地區(qū)產的海鹽都由大鵬灣經梧桐山而運止廣州。由于鹽業(yè)在深圳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鹽場的興衰直接影響到當地社會各方面的發(fā)展。宋元時期，鹽業(yè)生產達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顧鹽民的政策，收購海鹽每石55公斤，給錢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鹽業(yè)生產。此后宋代鹽價不斷攀升。神宗時，官府從鹽民手中收購鹽價為每斤5錢，而銷售價是47錢；后來鹽價上漲，到了南宋孝宗時，收購價為47錢，銷售價為160錢，官收鹽利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之一，以至當時有人戲稱“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鹽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貨幣發(fā)行與流通（包括紙幣發(fā)行），對中央財政和國防開支也都有巨大影響。鹽民的辛勤勞動為官府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鹽民的生活卻異常痛苦。北宋詞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寶元年間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曉峰鹽場大使，寫下了反映海邊鹽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輸征?！惫俑谋├P剝和壓榨經常激起了鹽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遠走他鄉(xiāng)，而更多的是肩負生活的沉重，艱難地生存。鹽民的生活雖然十分艱苦，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深圳地區(qū)的人民主要靠海為生，因此，鹽業(yè)也成為他們賴以為生的主業(yè)。深圳客家人與惠州客家人一樣，不僅善于耕山，還善于耕海。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通過深圳、惠州等地，源源不斷地走向世界，直到今天，仍在繼續(xù)這樣的遷徙。

客家人遷徙到廣東等沿海一帶時，來自中原文化體系的客家文化便受到了海洋文化的沖擊。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相互撞擊，使得客家文化也具有了海洋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豁達的胸懷、濃情似酒、敢做敢為，亦或開放性、冒險性乃至擴張性，這也是客家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接壤之處，也是他們有可能迅速走進現代社會的先天優(yōu)勢。（待續(xù)）

客家人是從哪來的？地球知識局（2）